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不能仅仅满足国内交易的需要,更要服务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易;人民币的角色也要逐渐从当前的国际结算货币转变为国际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为了更好的实现人民币职能的转变,需要更加完善、更加灵活的人民币制度的支撑,并以此带动整个金融体系深层次的改革。对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人民币制度的来龙去脉,从而为人民币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的中心观点是:中国纸币制度遵循“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近代银行券制度——当代信用本位货币制度”这一特殊的变迁路径,是不断追求金融协调的过程,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博弈的结果;这条路径存在路径依赖机制,关键在于政府信用对纸币价值稳定性的正向影响。因此,人民币制度的改革要以追求制度内外协调为目标,用中央银行信用逐渐代替政府信用,使之成为维持人民币价值稳定的决定因素。基于此,本文从史实分析和理论推导两个方面对中国纸币制度的变迁进行了讨论。在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过程中,本文运用阶段特征概括法,依据纸币制度性质的变化,将中国的纸币制度分为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近代银行券制度和当代不兑现信用本位货币制度三个阶段。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是第一个阶段(北宋—明中期),期间经历了“产生(两宋)发展(金朝)——全国化(元朝)——名存实亡(明中期)”四个步骤,这一时期的纸币制度呈现出“由封建国家垄断的、不足值准备软约束下的、以财政信用作为保证的、事实上不可兑现”的特点;近代银行券制度(明中期—1848年)是第二个阶段,期间经历了“产生(明中期—1848年)——发展(1848年—1948年)——中止(1948年—1949年)”三个步骤,这一时期的纸币制度呈现出“在政治金融家的主导下完成的,与政府以及官僚资本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纸币发行的渠道和效果仍然和政府财政信用息息相关”的特点;当代不兑现信用本位货币制度是第三个阶段,新中国建立的、拥有独立货币主权的人民币制度是这一阶段的初级形态,到目前为止,其发展经历了“计划性特征的延续(1978—1992)—从计划向市场过渡(1992—1994)—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1994年至今)”三步。综上所述,中国纸币制度遵循“不足值准备软约束下的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政治金融家主导的近代银行券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本位货币制度”这样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变迁路径,是与“封建商品经济——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相协调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纸币制度变迁路径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推导,分别探讨了中国纸币制度变迁背后的金融协调机理和博弈均衡机制。金融协调理论认为,纸币制度的变迁是不断追求内部和外部金融协调的过程,纸币制度每一次的创新,都会带来交易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会带来金融风险,产生金融不协调的现象,这种不协调会推动纸币制度持续不断的创新。内外协调共同推动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走向全盛,之后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商业革命的需要,最终被废止。与之相比,近代银行券制度与商业革命相适应,具有内部的协调性,但是,由于近代银行券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内部独立性和外部统一性不能协调,在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次尝试后终告失败。从定量的角度而言,金融协调与否,取决于政府和公众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在中国纸币制度系统形成的过程中,公众和政府既存在合作的成分,也存在利益的冲突。通过简单委托代理模型和双重委托代理模型的构建,分别揭示了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和近代银行券制度的结构;通过动态博弈树模型的分析,揭示了我国纸币制度系统功能的实现过程。基于以上探讨,本文提出了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机制,其核心在于政府信用对纸币价值稳定性的决定性影响,其中同时包含正锁定、负锁定双重效应的交替作用。古代纸币制度的历史周期率,近代财政赤字与物价波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共同证明了路径依赖的存在,人民币制度也符合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机制,在总结当前人民币制度存在的不协调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人民币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如下:一是从之前对我国纸币制度演变的静态分析上升为对我国纸币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将金融协调的视角运用于对我国纸币制度演变的研究中,运用系统的观点和动态的观点重新审视中国纸币制度的演变过程,抽象出其变迁的路径,具有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二是采用了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之前的研究更多的采用历史归纳的方法对纸币制度的内容进行具体描述,本文创新性的采用阶段特征概括法、金融协调和博弈论的方法,对纸币制度变迁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抽象和探讨。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因果回路系统模型,阐释了我国纸币制度系统变迁背后的路径依赖机制,为人民币制度新一轮的改革提供了系统的动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