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作的目的不在于说明创建文明城市这项活动本身的意义,而是通过Q市B社区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来思考国家与社会理论的本土现实意义,以及创建文明城市以来B社区物质和精神文明程度的进步与新社会进化论的自洽性联系。Q市B社区在笔者十几年的记忆和现实的观察中,它所发生的变化并非那么翻天覆地,它仍然还保留着显著的传统单位社区的特征,那就是它基本还属于Q市港务局和国家海洋局驻Q市北海分局的家属住宅区,其建筑仍属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简陋设计,居室格局较小,外形朴实简单,这和快速发展的城市街区相比,它仍属于比较典型的处于城市中心繁华区中的老旧社区。作为这个变迁的观察者,笔者并不想追踪最新的时政口号和最前沿的社会创新实验,而是试图把那些相对缓慢的变化,比如,这种老旧的B社区的人和事与已有十多年持续过程的Q市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联系起来,试图通过身边的几组社会生活现象来考察创建文明城市这一宏大系统的社区发展目标,是怎样通过社区组织载体与居民的互动联系起来,怎样用我们熟悉的社会理论来认识其内在的机制。在如何认识创建文明城市及其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的问题上,源自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自改革初期模糊性借用的基础上发生了具有本土特征的嬗变,国家的公共服务意识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及其不同区位的差异性发展,传统体制所能承担的公共服务在不断加强,政府主导性的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自觉扶持社会组织的成长形成了镶嵌式的共存。因此,本项研究表明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虽然总体方向是清晰的,但是“一刀切”的强行施政仍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