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就像是核能，在一国崛起的过程中，它发挥出来的能量特别巨大。但是，金融工程技术同样也可以像核武器一样，轻则使一个家庭的财富蒸发，重则毁灭一个国家多年积累的资本，甚至从此令这个国家一蹶不振。如果金融是核能，那么，金融法就是激励和规制这种核能，并使其朝有利于人民幸福方向发展的一种规则技术。综观近代史上每一次金融法制的变革，虽然在时间上有延迟，但无疑与随后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通过考察近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崛起、衰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发现金融法制在契合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效率的同时，往往也容易被异化，而与经济增长、国家成长相背离。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各自国情不同，但这些世界主要国家的成长、崛起和衰落，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　　本文共分五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了本研究的缘起和背景、目的和意义，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的回顾。除此之外，导论对金融法的概念重新作了界定，并简要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国家崛起的金融法分析范式，这是全文的理论基础。金融法是国之重器。而金融法的价值支撑点主要有三个，即金融公平、金融自由和金融安全。以美国为例，本文讨论了金融法价值定位的历史变迁。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金融法的自由放任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初，金融安全处于优先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末，是放松管制和审慎监管时期。第一，金融自由是国家崛起的基础前提。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主要手段。第二，金融公平是市场成熟的第一要件。现代强国的历史经验，如果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如果处于被操纵的命运，这个市场就将永远不可能成熟。第三，金融安全是国家崛起的重要保障。某种意义上，金融安全也具有一张“两面神”似的面容。一方面，一种合理的、稳定的金融环境是必须的，另一方面，解决金融安全的手段，往往是行政性、限制性的，意味着政府的干预，其核心是限制市场自由竞争，是对金融的一种压抑性规制。　　第三章，金融法制促进国家崛起的比较研究。本章首先考察了金融法制的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之间的紧密关系。在西欧国家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法制的变迁呈现的是一种“自发的扩展”，其价值倾向是“自由”式的。在这个过程中，也曾忽视了金融法制的公平、安全价值，导致腐败丛生，金融危机频仍，但是，在金融法律秩序的自发扩展中，制度在不断完善，自由经济体制表现出了强大的纠错功能。从荷兰、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崛起的经验来看，金融法制的创新是国家崛起的基础条件。中西大分岔的关键在于两宋时期西方社会发明了国债融资制度，实现了资本的“跨时期交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证券、期货等资本市场，最终，也在这种国债体制下，西方社会走向了宪政和民主，实现了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中国专制王朝统治者所实行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都是一种“内卷式”，几千年来，没有“革命”( revolution)式的变迁，也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螺旋式的演进和上升。　　第四章是当前国家崛起的金融法制背景。第一，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当前国家崛起的环境主要是美元霸权及其背后的货币法律体系。本文从哈耶克“自由货币运动”的理论出发，认为，应建立多元的自由竞争国际货币体系。第二，当前国家崛起的另一个背景则是，频发的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本文认为，现代典型金融危机主要根源于自由主义，而政府的不当干预使得危机扩大化。关键的问题在于，制度化的金融风险和技术性治理的不对称。第三，已有国家在金融立法上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金融危机能否成为契机，取决于金融立法的成功与否。本章对比了美国、日本在危机立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也证明了自由经济体制的纠错功能，以及政府主导可能带来金融的压抑和体制的僵化。第四，本章还列举了金融立法的最新动态，即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与金融法的变迁，并以《多德-弗兰克法案》为例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五章，制度评析:我国金融法与和平崛起的背离与契合。本章从金融公平、金融安全和金融自由的角度构建了金融法指标体系。线性模型的结果表明:我国金融法指数的数量效应非常明显，但质量效应和增长效应则不明显。非线性模型的结果认为，金融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显著的。从贡献率来看，金融立法对GDP的贡献率平均达到了16.69％。但是，金融立法的收益却呈边际递减状态，与经济发展存在背离状态。自由是创新的发动机，金融自由给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张力。然而，实证分析的结论还认为，我国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不够;金融安全、金融自由对经济发展和变化的反应不灵敏;金融公平、金融自由和金融安全在立法上不协调。在我国，金融公平、金融安全，特别是金融自由，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这种路径依赖性虽然可以保证金融法变迁的顺利进行，但是，却也一定程度上束缚了金融法制的创新。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本章还提出了中国崛起过程中我国金融法制的战略选择。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创新:(1)选题具有创新性;(2)从坚实的法理出发，以金融公平、金融安全和金融自由三个价值支撑点重构金融法基础理论。第二，思路创新:(1)从金融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西方国家的兴起;(2)开拓性地从金融法的角度重新解释“李约瑟难题”;(3)从法和金融学的角度，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探讨我国金融法与经济增长、和平崛起的背离与契合。第三，观点创新:(1)从罗尔斯正义论的公平理论为基础，重新定义了金融公平;(2)从阿马蒂亚·森的自由理论出发，重新认识金融自由对国家崛起的影响;(3)不同经济体制下的金融安全往往导致不同的结果，自由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纠错功能，而管制经济体制下的金融压抑则有较强的路径依赖;（4）现代金融危机源于新自由主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化风险的技术性治理;(5)从哈耶克“自由货币运动”理论出发，倡导建立“自由国际货币体系”;(6)金融危机是引致金融法变迁的主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