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学说是汉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清今文经学复兴过程中,学者对于“董氏学”的研究是晚清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以当时学者的“董氏学”研究为视角,可以从“学术理路”上考察晚清今文经学兴起的原因、过程和影响。清中期常州学派在今文经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开始注重对“董氏学”的研究,并经历了从注重对《春秋繁露》整理、注释到关注义理阐述的过程。他们肯定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并对“董氏学”的重要概念和命题进行了解释。他们的“董氏学”研究接续了汉代今文经学,但创见有限,这种研究多从学理角度而较少政治思想的阐发。常州学派的后续龚自珍和魏源也关注“董氏学”,并将其和社会变革思想结合起来。这些研究对于康有为的“董氏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康有为的“董氏学”研究在晚清时期最为著名。他在转向今文经学后就开始关注“董氏学”,其戊戌前的讲学活动中有大量关于“董氏学”的内容和评价,这与《春秋董氏学》的成书有着密切关系。在《孔子改制考》中他运用“董氏学”来论述了孔子“托古改制”和“创教”的可信性。《春秋董氏学》是康有为“董氏学”研究中最主要的著作,通过对《春秋繁露》有关内容的摘录和重新编排,并加以“按语”,对《春秋繁露》的主旨、事例、礼义、口说及书中董仲舒所述孔子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董氏学”有关的史料进行了整理。《春秋董氏学》是一部专经研究著作,体现了特殊的经学解释和分析方法。《春秋董氏学》的编辑出版,使其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共同构成了康有为较为完整的今文经学理论体系。以“董氏学”作为沟通他和孔子之道的重要途径,以董仲舒之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因此该书实为容孔子、董仲舒和康有为思想于一体的经学著作。这部著作的完成,即标志着戊戌前康有为构建今文经学理论体系的完成,也是康有为“董氏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晚清学者围绕康有为的“董氏学”研究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既有学术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保守派对于康有为“董氏学”的非难,更多的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差异。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是当时关于“董氏学”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针对《春秋董氏学》而作的意图,反映出了二者不同的政治取向和学术分歧。刘师培也很重视对于“董氏学”的研究,与康有为的“董氏学”相比,二者对“董氏学”许多重要命题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　　 康有为的“董氏学”在晚清今文经学复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使得康有为的“董氏学”呈现出致用性、融汇性等特征,对于晚清时期的学术风气具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