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研究,《字说》成书应不晚于北宋熙宁(1068-177)年间。由于在《字说》颁行天下后,王安石依然持续修改《字说》,世无定本,所以关于《字说》版本的记录都可视为有效记载。《字说》的体例是比较新颖的。它以韵分卷,释义时先列字目,再解字义。解释字义的方法,一般是先分析或分解字形,然后从偏旁立意。《字说》按韵列字,又字字分形,解释详细,兼有训诂、文字、韵书三者的性质。《王安石<字说>辑》一书中辑录了618字,笔者以《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段注》、《康熙字典》、《汉语大词典》等书为参考,首先从其释义是否与本义相符来断定正误,如果与本义不符,就看是否是本义的引申义,或对其引申义的阐释。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字说》释义正确率高达六成以上。《字说》运用了多种释义方法,我们总结出形训、音训、义训等常用的基本方法后,着重探讨了“右文说”的是与非。“右文说”基于声旁表义理论,对于同源字的解释具有积极作用,对于一部分形声兼会意的文字的解释也同样正确,但是王安石在《字说》中把所有形声字都按“右文说”方法处理,是不科学的。此外,王安石在解释会意字的时候,并不是同样运用“右文说”,而是采用会意析字法,把一个字拆分至数个有独立意义的构件,再综合这些构件的含义,整合成这个字的意义。这种方法不讲究对字的本形本义的探求,多用于对会意字或指示字的阐释发挥,由于主观性较强,常常产生错误的解释。《字说》历经千年而争论不断,本身就说明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其作者王安石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广博的知识修养,决定了《字书》不只是一本工具书这么简单。从文字训诂角度来说,《字说》解字的方法,不管是正确的而是错误的,对我们研究中国语言学史、语源学乃至汉字文化都有一定意义。而跳出语言学的视野,无论从对王安石这位杰出人物的思想、学说的研究来看,还是从对中国哲学、宗教、历史的研究来看,也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