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随着深圳市经济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加剧，本已稀缺的耕地资源更加短缺，耕地占用现象尤其严重。如何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既保证基本农田不被侵占，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0，是一项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论文从建设用地扩张的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入手，应用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概念模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驱动力D(Driving Force)—压力P(Pressure)—状态S(State)—影响I(Impact)—响应R(Response)为主线，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圳市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深圳市1979年至2007年的统计数据以及1985年、1995年、2000年、2007年等典型年份深圳市土地利用资料，借助GIS手段，探讨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机制；分析了建设用地非理性扩张引发的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借鉴灰色系统理论、指数模型法、多元线性回归、人均定额指标法等四种方法，对深圳市城市化过程中的建设用地扩张趋势进行预测，为当地政府制定城市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并合理引导城市的土地利用变化方向；论文最后结合定性和定量的评价结果，根据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机制，有针对性地对深圳市建设用地非理性扩张提出了具体的调控政策建议。研究结论主要有：　　 (1)近30年以来，深圳市建设用地发生了较大变化，总量和人均餐均明显上升；其扩张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79年～1985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1995年为快速扩张阶段，从1996年进入调整提升阶段后，其建设用地扩展模式由轴线带状扩张向跳跃式组团扩张转变。　　 (2)深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基础是环境与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决定建设用地扩张的速度和方向，政策制度驱动力通过对社会、经济等的调控对建设用地扩张产生影响。　　 (3)近30年以来，深圳市建设用地的合理扩张，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高了深圳社会福利水平；与此同时，深圳市建设用地的非理性扩张，既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资源环境等造成了很大影响。深圳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阶段性变化：1979年～1985年，建设用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11％，1986年～1995年建设用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至23.97％，到1996年～2007年建设用地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有所下降，为21.04％，基本与深圳市经济发展阶段相符合。在1986年～1995年期间建设用地的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圳市工业依然没有摆脱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的模式，工业发展的重心仍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用地扩张的社会负效应，主要表现为失地“农民”的增加、“城中村”出现，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建设用地扩张的资源环境负效应，主要表现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4)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要合理调控和保障深圳市建设用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完善建设用地理性扩张机制、加伙城市上地整理进程、提高城市土地利用集约水平等措施，通过实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维护区域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最终达到建设用地的人本利用、集约利用利循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