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2012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但截至目前,侦查讯问阶段律师在场制度并未在我国大范围推进,也并未在立法中加以明确。该制度相关的保障制度、配套措施也存在空缺。在我国长久以来存在的“口供中心主义”侦查模式中,案件羁押量大、办案难度高以及口供对于案件侦破的直接性等因素促使侦查人员很容易采取骗供、诱供、刑讯逼供等手段办理案件,导致了大量冤案、错案的发生。在犯罪嫌疑人和侦查机关悬殊的力量对比下,难以真正落实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虽被宪法、法律赋予了诉讼主体的地位,但难以真正行使其作为诉讼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随着程序正义理论、诉讼监督理论、人权保障理论等的深入发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侦查讯问监督制度、录音录像制度逐步暴露出不足,在合理范围内推行侦查讯问阶段律师在场制度俨然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应然的立法选择。侦查讯问技术的进步、国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律师队伍的壮大也使我国构建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律师在场将使单一的侦查程序转变为双方对抗模式,推进侦查阶段诉讼结构的改革,真正落实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赋予律师在场权可以增加律师对案件信息的了解、提高律师的辩护能力,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对于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概念、渊源、机能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对程序正义理论、诉讼监督制度、人权保障理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进行论证,总结出我国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关于构建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中国之路的法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