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群留学欧美归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留学期间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熏陶,耳濡目染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体会到民主宪政对国家、民族发展的价值,因此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以宪政改革中国政治,实现国家进步的理念。这一群知识分子主要为北方各大高校的教授以及研究机构的学者,他们是时代的社会精英,同时对民族国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体现“少数人的责任”,他们以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为宗旨创办了一个政论性的刊物——《独立评论》。本文就是以这样的背景拟对《独立评论》的宪政思想进行研究,以弥补在《独立评论》的研究领域中的一块空白,为近代宪政史的研究提供些微助益。本文主要以宪政各要素为基础将文章分为六大部分,这六大部分中,除了第一部分介绍《独立评论》的创办宗旨和自由主义特征以外,其中的第二、三、四、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主要从宪政的目标要素,宪政的手段要素和价值要素来解读、分析其宪政思想。由于《独立评论》是由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创办,所以它的宪政思想有着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同时,又由于在《独立评论》刊行的五年间,也是自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使国难逐渐走向深重的紧要关头,《独立评论》的作者们在这样的特殊时期,面临既希望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又要思考如何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多重压力,这使他们的政论既体现出自由主义的特征,又交织着民族主义的因素。这一特点也成为本文论证他们宪政思想的基础。在目标要素方面,《独立评论》的宪政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为宪政目标。《独立评论》的学人们希望宪政的框架建立在一套规则之中,这一套规则就是法治体系。法治体系的根本在于有一部以维护权利和限制权力为中心的宪法,一部宪法就成了实现宪政的起点。有了宪法才能实现民权的保障,民权有了保障,国民才有个人自由和健全的人格,这样的国民才可能成就社会的进步。总之,《独立评论》在宪政目标问题上关注的重点在于物和人两点,一是宪法文本,二是国民权利和自由。在手段要素方面,《独立评论》的作者重点思考了在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的呼声中,中国的政制改革之路。结束训政之后,以什么样的手段和技术去适应宪政之下的民主生活和政党政治?如何能在宪法之下结束军阀割据,实现民族统一,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应对危急的国际形势?为此,在《独立评论》产生了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以蒋廷黻和丁文江为代表的独裁论者,认为政权的统一是国家的出路,专制是实现统一的必经阶段,然后才能走向民族国家。以胡适为首的民主派则主张,统一的政权不一定要靠专制来维持,唯有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希望。与此同时,他们也对中国政制改革是以党治还是法治的手段来谋求国家的团结、统一,以及从何处着手做好宪政的准备进行了讨论。这其中,有的人认为现阶段党治是谋求团结的方案,有人认为法治是收拾人心的好方法。在宪政的准备方面,《独立评论》的学人注重宪政从城市开始,以培养民治气质为开端;也有人主张从代议制开始,因为“民治的训练就是实行民治”。总之,《独立评论》的学人在如何实现宪政中国的手段或途径问题上,有着争议,也有着共识。在《独立评论》宪政观中,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才是符合宪政要求的政府是学人们对宪政中国的现实关注。西方宪政理论为宪政设计了有限政府的模式,宪政理论中的法治原则也为实现这一政府提供了制度资源。不过,在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中国,以及在国难危机的非常时期,宪政之下的政体应当以维护权利为中心还是以加强权力为中心,这一问题成为《独立评论》在讨论宪政政府时不可避免的重要话题。同时,在面对国家统一和建设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成为宪政政府的重要一环。为此《独立评论》的学人提出了无为政府和有为政府的主张,以及集权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建议。在宪政的价值要素方面,《独立评论》以个人自由为宪政的终极关怀,并以此为中心进行宪政的设计。他们的思路是:宪法的功能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如果人民权利依据宪法得到保障,才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在法治环境之下,人民的自由才能真正实现。只有在个人自由得到保障的国度才能实现社会进步。尽管在《独立评论》的学人中存在着对欧美宪政理论和经验有拿来、取舍的不同态度,但他们始终坚持中国应走民主宪政之路;尽管遭遇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时势与传统的矛盾;改造制度还是改造个人的困惑,但他们共同的宪政理想使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宪政中国的热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