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发展格局时期,中国制造处在由“制造”转向“创造”的关键窗口期。此时,中国制造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重视本国制造业,提出让高端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低端制造业开始外移。2016年以来,互联网科技高度发展,传统普惠金融也顺应互联网发展的潮流,其内涵不断丰富拓展,纳入数字技术,逐渐地深化为数字普惠金融。近些年一系列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正成为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新方向。基于理论和现实的考虑,本文尝试去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在对已有相关文献及相关理论进行归纳梳理后,从三个方面分别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相关假设,即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作用机制和地区异质性。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本文使用的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测算的数据;关于制造业结构升级,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将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并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在制造业产值的比值作为制造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度量指标。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本文引入了空间杜宾模型;为了分析其作用机制,本文引入了中介效应模型。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升级,还能打破空间上的约束促进其他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升级。其次,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在供给端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在需求端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制造业结构升级。再次,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均能显著促进本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相比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在作用效果上更好。在以地区制度环境对样本进行划分后,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考虑到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进一步划分,通过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传统金融不发达的地区能够更好地促进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本文的创新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研究视角新颖,在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和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本文发现目前尚未有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而本文计划将制造业结构升级作为数字普惠金融重要的影响效应进行深入探究,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及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第二,在研究视角上,突破以往研究大多引入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的局限,本文同时以居民消费作为中介变量,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使理论与实证分析更加深入。第三,引入了相较于大多数文献较为新颖的样本划分方法,以往基于省际样本数据的研究通常简单地把样本数据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本文考虑到各省市存在的制度环境差异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以政府治理水平和市场中介机构的成长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衡量地区制度环境,以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地区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