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典籍的翻译研究，传统上以研究译文是否忠实于原作为重点。这与典籍本身所负载的文化意义有关，故令研究多侧重于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的对比之上，也因此忽略了对译者行为及其背后动因的描写。本文在描写译学的大框架之下，以周领顺教授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为分析工具，以亚瑟·韦利《西游记》英译本Monkey为研究范围，以形式和内容上的讨论为视角，细致分析韦利译本通俗务实化翻译的具体策略，总结其背后动因，强化以译者行为为中心的翻译批评视角。　　 有关《西游记》的众多节译本、全译本中，亚瑟·韦利的译本Monkey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译者在为此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说：“《西游记》是一部长篇神话小说，我的选译文大幅度缩减了它的长度，省略了原著插进的许多诗词，这些诗词是十分难译的。书中主角‘猴’是无可匹敌的，它是荒诞与美的结合，猴所打乱的天宫世界，实际是反映着人间封建官僚的统治，这一点，在中国是一种公认的看法。”(见胡适，1998)从发行到1966年，共再版5次，成为最流行的版本。韦利的翻译使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在欧洲大受欢迎，对《西游记》的外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多年来，学界对于韦利翻译的Monkey虽褒奖有加，但大多认为在《西游记》的众多译本中，韦利的译笔堪称最佳。不过，研究界却很少通过对Monkey文本的分析透视译者的行为，对于在翻译《西游记》时译者行为这一问题以及翻译发生时的社会背景、译者的翻译目的等问题更是鲜有讨论。　　 译者行为研究是在描写译学的大框架下进行的。译者的本能及其语言性要求其对原文“求真”，而作为一个社会人，译者的社会性及其所处的环境又左右着他“求真”的程度。社会大背景之下的译者会追求一定程度上的“务实”效果。置于周领顺教授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译者行为评价模式下审视，译者的行为或是偏向“原文/作者”一端，或是偏向“读者/社会”一端，其间会有多种渐变的状态。　　 通过对该译本的分析发现，亚瑟·韦利在翻译《西游记》时属于后者，表现为务实高于求真。从对原作结构的调整上，对语言、文化归化的处理上，以及对原作主题和主角形象的解读上，不难看出韦利所采取的一系列“务实”之举是为靠近读者、靠近译语文化的社会(市场)务实行为。　　 最后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从翻译行为的社会性角度讲，译者的职责不仅仅是忠实于原作，而是在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的前提下将译作进行务实的传播。在此过程中译者会受到不同社会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制约因素决定了译者的“务实”程度。翻译是兼具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活动。因此，每一个译本都会带上特定的时代烙印以及译者个性的痕迹，决定了译作和原作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出入。典籍虽具有其特殊的文化及文学内涵，但译语读者对这些内涵的接受度却有限。译者根据目的语读者的审美要求等市场因素而决定“求真”或“务实”的程度。　　 本文共分5章：　　 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并提出预期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是文献回顾，简单介绍中国典籍英译的现状以及小说《西游记》及其各译本，同时介绍了韦利译本Monkey在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章为理论框架，回顾了翻译研究范式从规约向描写的转变，并重点介绍了描写译学理论，以及描写译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引出描写译学框架下的译者行为评价模式。　　 第四章分别从篇章结构、语言、文化、译文主题及孙悟空形象传译这几方面对译者所采取的务实之举进行客观描述，并对其背后的原因给予合理的解释。　　 第五章是结论，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