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放在我国现代化转型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试图通过扩展了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我国现代化转型不同道路探索下的土地制度及其变革作出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解释。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土地制度和变迁作出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的解释。　　本研究建立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扩展之上。新制度经济学只考虑到了由市场组织形式的变化而产生的成本，其前提假设是，经济主体和组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市场化组织。但是现代化转型中的组织变迁不仅仅只是组织方式的简单变化，而是更为本质的组织目标和组织协调方式的变化:从一个使用价值的追求者变为一个价值追求者，从以非市场协调转变为市场协调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除了新制度经济学揭示的交易成本之外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可能是决定转型经济的主要成本。转型的收益和成本的负担也可能是不对等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制度的协调成本还应该包括制度转型的成本——从追求使用价值到追求利润转型中所产生的成本——土地和劳动相分离、劳动力和土地成为商品而带来的失业、制度化剥夺、传统社会的观念和组织关系的破坏而引起的成本——传统组织的破坏使农户暴露于市场风险的成本、国家推动并实施的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成本。转型成本和转型收益的不对等分配导致社会的不公平和社会冲突，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在现代化转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如果现代化转型中不能解决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而带来的转型成本以及成本的合理负担问题，现代化转型就会受到挫折。　　本研究的结构是:一是理论基础的部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确立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扩展了的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并在导论中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创新和研究的不足。二是将扩展了的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应用于对我国现代化转型的资本主义道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变革的解释，总结这两次转型中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变迁的一般性规律。在这部分中也将我国和西欧、俄罗斯现代化起点的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做了对比研究。三是本研究的归属点，即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下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变迁作出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解释。并对对我国的小农经济与农村土地制度作出分析，也对我国经济学界的农村土地制度私有化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具体的讲，本研究包括以下的内容和观点:　　1.现代化起点的不同决定了现代化的途径和路径的不同，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特殊性的根源。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实践经验来看，现代化转型的关键环节是土地的资本化——土地从维持生存的功能转变为可以获取剩余的资本——以及劳动力的市场化——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与土地分离而进入劳动力市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起点是封建庄园制的土地制度，俄罗斯的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是农村公社制，与我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是根本的不同，现代化起点的不同决定了现代化的途径和路径的不同，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特殊性的根源。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经历了民国时期的以土地私有的资本主义道路阶段、计划经济下的集体化和公社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庭承包经营阶段。贯穿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线索是现代化的不同探索道路，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具有内在的关系:历次土地制度的变革都受到西方或者前苏联现代化观念和实践的影响，前一次探索实践的挫折成为下一次探索的动力和新的探索的反面经验。改革开放之后的探索逐步的摆脱了“全盘西化”、或者“以俄为师”的教条主义，结合我国实际的土地变革道路成为主导这一时期土地制度变革的主线。　　2.从现代化转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中得出以下的结论:现代化转型的资本主义道路中人地关系的紧张是基本的资源约束，现代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改变了经济运行的规则、政权的不统一和社会动荡加大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频繁的自然灾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因素使得处于生存状态的小农经济频临破产的边缘，土地也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具有权势阶层的手中，土地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在当时成为一个严重的的问题。民国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衰败，农村传统观念的和组织的破坏、农民面临生存的困境，导致了民国时期的以重新分配地权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国民党政府内部的对农村问题的分歧、以戡乱为中心的政治目标、政治上的不统一、利益关系、行政的腐败，导致了国民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3.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下的土地制度变革挫折及其原因。共产党领导的以均分土地为核心的土地改革先是在解放区取得了成功，建国之后共产党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建国之后，因为民国时期现代化道路的失败，共产党改变了现代化的实现途径——主要借鉴苏联的经验。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农村土地制度在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之后确立起来。农村土地制度的集体化和公社化以及相应的制度，为我国现代化提供了资金、劳动力和粮食保障，我国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但是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成本也是巨大的，不仅包括资源配置违背资源禀赋优势的效率损失、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和剩余的剥夺形成的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国家为维持制度的巨大行政成本，而且包括因传统农村组织和观念的彻底改造而带来的社会成本，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　　4.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化土地制度探索受到挫折之后，我国进入到了第三次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这一阶段以改革开放为先导，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为工业化积累了必要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以及土地。从目前来看，家庭承包责任制解决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化下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平均分配的使用权在转型过程中起到缓冲的作用——劳动力与土地不是完全的分离，以及起到农村社会组织纽带的作用。这种土地制度降低了现代化转型的成本。但是，家庭承包经营面临着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小农经营与大市场的衔接问题;二是在土地逐步成为一种可以获取利润的财产的情况下，这种土地制度也导致了对农户土地权利的侵害，侵害不仅包括制度性的、合法的侵害，而且包括非法的侵害。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土地制度是支撑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现代化转型的成本。但是这种土地制度下支撑的现代化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市场化下的现代化转型是一种对农民和农村的剥夺，不但是经济剥夺而且是权利的侵害。这种剥夺式的发展不但会使农业生产陷入困境，到一定程度，农业的停滞必然成为现代化的障碍。　　以土地流转为纽带的适度规模经营意味着传统小农经济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从生存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片面发展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大规模土地经营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而处于劣势的农民成为成本的承担的者。农户直接生产的基础上通过生产环节的纵向合作化，使一部分经营环节实现规模化的新型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的发展，是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分享发展收益的必然途径。　　要解决侵害农户土地使用权利益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农户的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农户的土地使用权。核心的问题是使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真正建立在农户集体自愿协商之上，使农村集体成为一个真正的、脱离政府不正当行政干预的、可以与政府、企业协商的平等的主体。使农村集体成为一个既能够行使土地所有权而且能够保护农户土地使用权的主体，而不是进行土地的私有化或者是国有化。　　5.家庭承包经营的小农经济是适合我国现时期经济社会状况的农业经营的有效形式，小农经济将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存在。小农经济面临着诸多的风险，传统上小农经济是通过有机社会的道德来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在传统有机社会被破坏之后，小农面对的是市场风险，实现个体农户与市场对接和化解小农的面临的市场风险的最有效的形式是在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各个环节上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土地私有化论者的分析方法、土地私有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市场化过程中的反向运动理论看，我国土地制度不会演变为私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从客观上起到了在市场扩展过程中控制市场力量无限制发展的趋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