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指从1952年初到10月，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国共产党为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这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和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　　这场运动已过去50多年了，但对于这一运动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局限于一般的历史性回顾与追忆，理论性不强。有些问题，诸如“五反”运动发起的原因，“五反”运动的全貌，“五反”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五反”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五反”运动对中国经济结构、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运行的影响，“五反”运动在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所处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尚无人系统论及。因此，本文选择“五反”运动为研究对象，力求做一些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工作，以期为后来者提供一些研究上的便利和参考。　　“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利用、限制”政策的一次生动实践。这个政策是党在艰辛的实践探索和不断的理论创新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在党的创立时期，从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首要问题出发，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出了初步的分析和判断，不仅将民族资产阶级由敌变友，还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提供了实践基础，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基础上，使党关于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思想得以基本确立。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保护和鼓励其发展的理论与政策逐渐明确起来，对私人资本主义，强调其发展，而不是限制。解放战争时期，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政策得以进一步发展，并以简洁的“四面八方”的表述写进起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五反”前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打击投机资本和第一次调整工商业的生动实践，为以后开展的“五反”运动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五反”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清除“五毒”。“五毒”是指不法资本家的五种主要违法行为，即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运动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资产阶级、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地位，说明了“五反”运动的必然性，是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三反”引发了“五反”，说明“五反”运动的必要性，是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毛泽东的经济道德思想中对资本主义本能的排斥和不信任，显示出发动“五反”运动的领袖方面的因素，是运动得以发生的最高差异是发动“五反”的思想、认识上的根源;抗美援朝运动使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形成强烈的对比，并使举国上下发出打击“五毒”的呼声，这是“五反”发动的民意的体现;美、苏等对中国的影响，显示出“五反”时国际上的外部环境，是运动发生的外因。而1952年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为“五反”运动的发起提供了客观条件。“五反”运动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和领导下进行的，自1952年1月26日正式开始到1952年10月结束，大致经历检举揭发、坦白交代和定案处理两个阶段。这场运动从结果上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尤其在工商业集中的上海，“五反”运动搞得别有特色。但是，“五反”运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经过“五反”运动的打击，私营工商业再次陷入困境，致使党和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第二次调整。这再一次说明，处理好党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与私营经济开展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要把握适度。　　“五反”运动作为一场反击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它的胜利得益于其政策的正确性及其较好地执行。政策决定着资产阶级的存亡和整个运动的走向，“五反”运动采取了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本文借鉴政策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先是从产生这一政策的科学理论依据、社会现实依据和历史经验依据三个方面分析了该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随后探求了政策所包含的政策对象、政策目的和政策界限的逐步明确的过程。“五反”运动的胜利，不仅在于其有正确的政策，还在于它有灵活有效的斗争策略。其策略主要有“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实行分化”、“把握方向，适时调整”、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等五个方面。这些策略紧紧围绕如何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与团结资产阶级搞好生产而展开，较好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目的。在对“五反”政策执行这个环节的分析上，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分析了政策对象的情况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二是分析了政策执行者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三是分析了工会、青年团、妇联、工商联以及民主建国会等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在“五反”运动中的作用。在对“五反”政策宣传这一环节上，分析了政策宣传的形式多样性原则、适时性原则、个性化原则、激励性原则，揭示出“五反”政策的宣传是一种带有很强导向性的组织型动员。　　“五反”运动虽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但从“五反”斗争内容看，它着力解决的主要还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非法经营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当时的经济结构、经济管理、经济运行等产生影响。“五反”运动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总体上发展的同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其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产品等形式的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很大发展;其三，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增多。经济结构的这三个变化说明，“五反”运出坚实的一步。“五反”运动加强了党对私营经济的调控和管理。体现在宏观调控上，是更加注重用行政立法的方式来管理私营经济;更加注重用经济杠杆和经济手段来管理私营经济;更加注重利用行业组织——工商联来加强对私营经济的调控;继续利用群众运动加强对私营经济的管理。“五反”运动同时还促进了私营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五反”后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残余;建立了新型的劳资关系;职工“退小股子”导致私营企业的产权变化;工人监督生产经营。这说明在“五反”运动后，工人阶级在私营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人直接、间接地参加了对企业的管理，资本家要完全按照原来的办法经营管理企业已不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私营工商业者的唯一选择。“五反”运动对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运动直接导致了就业政策由政府安置与自行就业相结合向政府单一计划管理体制的改变;再次导致了政府介入对私营企业工资分配制度的调整;有力促进了职工劳动保险及劳动保护的改善。　　研究“五反”运动，分析其利弊得失，是为了给今天提供历史的借鉴。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的胜利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它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政治基础;作为一场主要在经济领域开展的群众运动，它又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经济基础;作为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必然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因而又是一场深刻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基础。“五反”运动还促使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且直接催生了这位战略家心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蓝图。当然，“五反”运动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在斗争的性质上，“五反”运动被当作一场阶级斗争;在斗争的形式上，“五反”采取了失当的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这样的定性和斗争方式的选择，极易导致斗争中的过火行为和斗争的扩大化趋势，容易助长群众轻视法制的心理，也难以保证清除“五毒”的长效性。　　“五反”运动带给今天诸多的启示，主要有三:一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不以彻底排斥资本主义为前提;二是正确认识现阶段私营经济的两面性，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法限制其消极的一面，而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和制度的安排，依法加强对私营经济的监督和管理;三是清除党内腐败必须与查处社会上不法活动紧密结合、进行综合治理。“五反”运动的伟大实践和艰辛探索，以及在运动中得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后来的继承者和建设者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食粮”，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