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非中性指的是同一种制度对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研究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的背景下,制度非中性可视为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前提下,将具有同等意义的制度规则应用到城市或农村,会造成一种不公平的状态,而这样的一种不公平状态可以最终在公共品的供给上得以反映。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表现出种种问题,首先是供给的严重不足,其次是供给有失公平,另外,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低下。制度非中性现象在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表现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提供了解释。在供给主体方面,由于权责不清与激励的乏力,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更加容易出现政府供给主体的缺失；在筹资机制上,分税制以来所造成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加剧了农村基层组织的负担,加之农村税费改革的不完善,资金负担转而分摊给农民,造成极大的不公；最后,在决策机制上,由于有限的理性及分散性,农民难以组织成一个有话语权的团体,而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中,农民的声音更加容易被忽视。之所以会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产生制度非中性,理论上看,利益集团的寻租与政治家的寻利相结合是其基本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其直接根源,公共选择中的决策机制问题又为制度的公平有效造成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相应的问题,必须构建正义有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首先,必须让农村的财政有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改变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局面；其次,完善农村税制,减轻农民负担；第三,应当建立村民的自治制度,实现决策上的自由与民主上的全体一致性；而所有的这一些,又必须以加速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作为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