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后越战时代福特政府针对亚太地区的政策进行的调整作为考察对象,认为福特的“太平洋主义”政策不仅使越战之后亚太地区国际体系发生了改变,其政策本身也为福特之后的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与苏联重新展开争夺提供了基础。水门事件导致美国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西贡陷落又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带来恐慌,美国政府面临的外交局面已明显有了不同,美国政府必然因这些变化而在对外决策上面做出调整。福特政府通过一系列亚太地区政策的调整,主观上试图重振美国信誉,同时也试图为1976年大选赢得一些先手。这些调整最终不仅让福特的民意支持率有所回升(虽最终并未使其赢得选举),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的信誉,同时也对后越战时代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变迁产生作用。在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中,惯于将尼克松与福特政府整合进行考察,秉持这种思路的历史研究往往能够对福特政府对尼克松政府政策的延续性作出较为完整的论述,但同时也易于忽略福特政府在政府决策中有别于尼克松政府的某些调整。本文即是通过对相关解密文件的阅读之后,将考察时段集中在福特政府时期,重点考察了福特政府针对亚太地区的政策进行的调整。除绪论外,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通过考察福特政府面临的内政外交危机,以及“太平洋主义”出台的过程和内涵,力图论述“太平洋主义”出台的必要性。福特政府面临着特殊问题：水门事件引起政府公信力下降,西贡陷落造成亚太地区盟友恐慌,等,这些问题决定了福特政府必须做出一些调整来应对变局,因而之后“太平洋主义”的出台,是美国政府应对内政外交局面变化的结果。第二章主要通过个案分析,考察“太平洋主义”框架之内的美国政府亚太政策,这些政策体现出了“太平洋主义”的应有内涵。美国通过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维持这个美国亚太政策的基点。其又通过与菲律宾展开军事基地谈判、尽量延迟从泰国撤军、承诺继续援助韩国军队现代化以及维护美台、美澳关系,维持美国在在盟友中的信誉。同时,迟滞对华关系和孤立统一之后的越南,则是进一步遏制共产主义对外扩张的必要举措。而以武力解决“马亚圭斯”事件,美国不仅向本地区盟友证明美国依然维持对盟友的防务责任,也向苏联阵营证明在越战之后,美国仍然有能力在这一地区维护自己的利益。第三章分析福特政府亚太政策的特点和“太平洋主义”的实施产生的影响。“太平洋主义”与“尼克松主义”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太平洋主义”更为强调美国对外政策中强硬与理想主义的一面,而“尼克松主义”则偏向于调和与现实主义的一面。“太平洋主义”的实施对后越战时代的国际体系演变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使体系内的权力分布发生相应改变。同时,这一政策也加速了美苏缓和的终结,为美苏在亚太地区的重新展开争夺埋下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