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鲜有翻译作品能够进入西方主流市场,而反观中国文学英译的“首席”翻译家葛浩文,其追求“准确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的文学译本则很好地满足了西方读者的主流期待。追其根源,正在于葛氏翻译过程中的读者意识。本文将从接受美学出发,在比较《酒国》的原本和中文译本的基础上,探讨读者因素在葛浩文翻译过程中的影响方式,目的是要唤起译界对读者因素的重视,关注主流读者的阅读体验。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兴起的接受美学将文学批评关注的焦点转向读者,强调读者在意义生成中的能动作用。这一转向给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至此读者在文学翻译中扮演的角色得以凸显。基于接受美学理论,本文将读者分为隐含读者、目标读者和权威读者,而翻译的过程则相应体现为三次接受：接近隐含读者、帮助或信任目标读者以及反抗或顺从权威读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积极的、能动的参与和创造作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第一章谈及了该研究的时代背景、意义、方法和结构,指出在中外文化交流极度不平衡的现状下,对读者和葛浩文研究的必要性。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总结了以前的学者对翻译中读者因素的讨论以及对葛浩文的研究,通过对这些成果的回顾,作者发现接受美学在翻译学中的应用仍有不足,且关于葛浩文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尚不多见,更少有学者关注其翻译观或翻译策略背后的思想根源,即该译者的读者意识。第三章阐释了论文的理论框架,提出基于接受美学的翻译过程模型。第四章则将该模型应用于对《酒国》英译本的个案分析,分别探讨了读者意识在葛浩文三个翻译阶段的具体体现。第五章对全文进行总结,指出该论文的局限性和可延伸性课题。研究发现葛浩文在三次接受中非常注重西方主流读者的阅读体验,无论是第一次接受中对原文的透彻理解,第二次接受中对语言、文化、文体的处理,还是第三次接受中与权威读者的沟通协商都体现了葛氏的读者意识,其翻译宗旨是带给目标读者最大的阅读乐趣,而非多数学者所归纳为的归化或易化策略。然而该研究由于篇幅限制省略了对葛浩文选择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因此限制了对翻译过程的讨论范围。以后的学者可关注读者意识在葛氏挑选原作中的体现,将翻译过程的讨论延伸至阅读之前。言而总之,葛浩文对隐含读者的接近、对目标读者的重视和对权威读者的协商正是使其译作受到广泛欢迎的根本原因。面对《酒国》这样如此复杂的作品,葛浩文仍能保证译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这正是译者充分考虑到西方读者阅读体验的结果。希望该个案研究能进一步帮助完善对翻译过程中读者因素的探讨,并由葛浩文“读者意识”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