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货膨胀高涨的年代,现行的金额类数额犯定量机制,不能适应通货膨胀对数额标准的稀释,使公平正义逐渐偏离应有的轨道。本文基于我国刑事司法的实践和我国通货膨胀及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围绕通货膨胀对金额类数额犯定罪量刑的影响,结合统计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劳动法学、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寻找本文所主张的克服通货膨胀对数额犯定罪量刑的相对合理路径,即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参照,构建一套跟随通货膨胀变化的动态均衡的数额标准。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货膨胀与数额犯的基本界定”,是本文的逻辑起点部分,主要是对何为通货膨胀及其衡量指标进行了分析界定,并在分析“数额”在数额犯中的性质与地位的基础上,对何为数额犯给出了本文的界定,认为所谓数额犯是以法定的数额作为基本犯犯罪构成量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形态,从而为后文构建动态均衡的数额标准奠定逻辑起点。第二部分“通货膨胀对数额犯定罪量刑影响的问题考察”,是本文的提出问题部分,认为通货膨胀对数额犯定罪量刑影响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扩大了金额类数额犯的犯罪圈、导致隐性的重刑化和异化不同地区定罪量刑标准的合理差异等几种情况,并通过深圳市某区2010年至2013年全部诈骗罪案例统计数据、深圳市与重庆市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进行实践考察,通过数据对比、二元回归分析、动态对比分析将其影响予以具体量化。之所以存在这些情况,主要是因为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滞后性与僵硬性。第三部分“克服通货膨胀对数额犯定罪量刑的理论基础”,是本文的基础理论部分,具体是分别从法学基础、哲学基础、社会学基础、经济学基础四个方面对克服通货膨胀对数额犯定罪量刑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或探讨,认为在法学基础上,克服通货膨胀对数额犯定罪量刑的影响,是实质合理主义定罪量刑立场的要求,也是刑法规范明确与适当、司法公平公正的法治追求;在哲学基础上,哲学中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为其指示了方法;在社会学基础上,社会均衡论及社会相当性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数额标准应随社会情况变化而变化;在经济学基础上,纳什均衡理论及成本收益均衡理论所蕴含的均衡思想,要求数额标准要能平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第四部分“克服通货膨胀对数额犯定罪量刑影响之基本路径选定”,是本文解决问题的宏观构想部分,具体是在刑法规范中参照一定的动态标准(例如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工资标准等),将“数额较大”等开放型数额标准具体化为与经济因素保持协调变化的标准(参照模式),以保证社会经济变化与刑法稳定性的统一、保证数额标准与社会危害性的动态均衡、保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动态对比适用性的统一,进而体现我国刑事立法的原则规定、契合司法实践的既有基础和域外立法的成功实践。第五部分“克服通货膨胀对数额犯定罪量刑影响的路径实践”,是本文解决问题的微观实践部分,具体是在刑法规范中,以区县最低工资标准为参照,将“数额较大”等概括型标准具体化为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倍数。之后检验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参照,以克服通货膨胀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并用深圳市某区2010年至2013年全部诈骗罪案例统计数据、深圳市与重庆市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予以验证。最后对此参照模式在跨区域及跨年度多起犯罪适用中的问题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