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学属于规范性翻译理论,以原语和作者为中心,以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来评价译本的优劣。它将翻译看作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但事实上除此之外,翻译更是文化之间的信息传递。文学翻译更是不仅要求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对等,还要求目标语对异质文化的艺术再现。翻译界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视野不断扩展,对翻译中最活跃的因素—译者的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界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是否“对等”,而是用描写性的方法对译作产生的文化背景和译作对目标语及其文化产生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碰撞和扭曲。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正是这样一种活动,因此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比较文学家将译作视为目标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认为一方面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对原语文化的误解,反映了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在译者头脑中的碰撞,另一方面它也是促进目标语文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首先被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翻译对原作的增删修改等处理方式是对原作的背叛,但是它也赋予作品在异质文化中的第二次生命,因此具有创造性。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因此也不可避免成为了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近年来,译者创造性叛逆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意。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19世纪翻译的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是历史上最早的英译本,其选材篇目涵盖各种主题。前人对该译本的研究多是采用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或者主要研究译本的语言如何不忠实于原文,或者与其它译本作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翟译本对原文的改动太大,逊色于其它译本。然而,从译介学的角度看,对原文的这种叛逆是有其根源的。本篇论文从描述翻译学的角度出发,对《聊斋志异》翟理斯英译本进行了大量的实例分析,探讨了译者创造性叛逆产生的根源、表现以及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造成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译者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影响后表现出的有意识和能动性的活动,具体表现在对原文的删减、增加、有意识误读和改写等翻译策略上；它的产生不仅是由于译者理解原语文本之前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而且还因为许多客观因素如语言文化差异,文学翻译特点,译入语文化的权力话语和目标语读者影响着译者；正是由于翻译过程中的译者创造性叛逆,原作的生命力在译语文化中才得以延续,文化交流才得以实现,从而对译语的文学系统产生一定影响,参与译语文化系统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