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与焦点,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几乎每一方面都有涉及,其中关于鲁迅的比较研究更是异常丰富。比较研究拓宽了鲁迅研究的领域,进一步彰显了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南社是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研究最近几年呈逐渐升温趋势,南社的价值地位也随之得到学界的重新定位,它成为研究近现代文学和近现代文学社团发生发展的重要一隅。鲁迅与南社关系的研究因为很少有人问津,所以这方面的成果显得较为薄弱,观点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为了还原鲁迅与南社交往的真实面貌,探究两者之间错综的关系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本文对鲁迅与南社的关系进行尝试性地论述,希望借此充实这一领域的研究,为南社研究和鲁迅与近代文学社团关系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了鲁迅与南社交往的分期性特征。通过对鲁迅与南社之间交往史实的梳理,发现鲁迅与南社的关系呈阶段性变化。鲁迅与苏曼殊的早年交往,对南社支社——“越社”的倾心付出是鲁迅与南社交往的第一个阶段,此时呈现了“融入”的特点。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自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至新南社成立前的历史构成了鲁迅与南社交往的第二个阶段,呈现了“淡出”的特点。南社分裂以后,柳亚子和曹聚仁等人联合组建了新南社,在政治取向上偏向新文化运动,此时鲁迅与新南社的交往呈现了“再融入”的特点。第二章论述了鲁迅对南社的批评。鲁迅对南社的批评可以从四个方面概括:其一,鲁迅认为南社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以反清为根本指归。南社虽然成员非常庞杂,组织比较松散,但还是成为近代最大的文学社团,并在反清潮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二,鲁迅虽然肯定了南社在反清层面上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指出南社所倡导的革命的有限性。可以说,南社批判旧有的政治体制和腐朽的清政府是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其三,南社提倡复兴古学,但鲁迅认为南社此举也暗含政治功利色彩,并且大于学术上的追求,他们希望利用古学的某些思想来鼓动社会各界掀起反清浪潮。其四,鲁迅对南社成员创作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评价不是武断的,而是结合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对其做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既没有轻易的否定它的诞生,也没有漠视其思想取向与近现代社会救亡母题的隔膜。第三章论析了鲁迅对南社的接受情形。南社主张文学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事业服务,诅咒黑暗,歌颂民主革命,寻求救国的道路,强烈的反帝制、反封建思想使他们的作品呈现了鲜明的复仇倾向。鲁迅批判旧思想和旧制度的初衷是揭出疮疤,引起疗救。鲁迅在南社掀起的“复仇”火焰后不再沉默,而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并发出了打破和颠覆铁屋子的呐喊。在文学形式上,南社成员只反对旧文学内容而不反对其形式,即呈现了“旧瓶装新酒”的艺术特征。鲁迅反对“旧瓶装新酒”的半革新形式,并亲身实践了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被茅盾称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在文艺上鲁迅比南社走得要远很多。南社鼓吹革命,但是革命成功后一桩桩血淋淋的惨案却使他们渐趋消沉保守。南社短暂的生命启迪着世人对文艺与政治冲突的思考。第四章论述了鲁迅与南社诗歌的承继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跳出单从诗歌文本着眼的局限,把鲁迅与南社各自的诗歌放置在大的时代背景和诗歌发展历史流程中,论述了鲁迅与南社诗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特征,既表达了对旧中国黑暗社会的猛烈批判意识,又折射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南社的柳亚子极力推崇“唐音”,特别是在诗歌方面受唐诗影响明显。鲁迅也认为一切好诗都出自唐朝,显示了与南社同样的“宗唐”情结。鲁迅和南社的诗歌实践切身推动了诗歌的近代化,为诗歌现代性的转型提供了蓝本。鲁迅和南社的诗歌都以古体诗为主;同时在诗歌的建设上,都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重视外国诗歌的启示意义;鲁迅与南社赞同诗歌格律自由的进步倾向,在诗歌语言白话化的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通过对鲁迅与南社关系的系统论述,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鲁迅既批评了南社在思想和文学艺术上的缺陷,也将南社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用以针砭时弊。南社的历史活动和文艺创作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影响了近代文坛也影响了鲁迅,但是它的局限性也给后人留下了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