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率作为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一直是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高效率的投资活动可以保障充足的现金流,为企业长期发展降低风险、提供动力。尤其在经济低潮期,企业投资效率的高低对其生存发展及未来市场竞争力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目前,全球经济下行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大环境下,国内企业面临着极大的外部压力,所以企业完善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从内部治理的角度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是应对生存、发展压力重要的一环。代理冲突是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多个大股东类型股权结构作为学术界目前讨论的热点问题,其相关研究大多指向对代理冲突的影响,因此,研究该类型股权结构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具备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以及相关理论的思考,认为多个大股东可能通过有效监督效应、过度监督效应和股东合谋效应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并以此提出假设。接着,本文以Richardson模型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以是否存在多个大股东为解释变量,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实证模型,同时通过总资产周转率和关联交易中介变量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以分析师跟踪人数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外部信息环境对多个大股东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调节效应,最后,本文通过区分企业的产权性质以研究多个大股东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中,多个大股东会显著提高投资不足企业的投资效率,但对投资过度企业的投资效率无显著影响;（2）多个大股东的存在抑制了第一类代理问题（股东与管理者）,而代理问题的减小缓解了企业面临的投资不足问题;但其他大股东没有显著抑制第二类代理问题（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也不存在与控股股东的合谋效应;（3）外部信息环境对多个大股东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外部信息环境好的企业,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作用被显著增强;（4）国有企业中,多个大股东对投资过度企业的投资效率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提高投资不足企业的投资效率;非国有企业中,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无显著影响。最后,结合实证结果与国内上市公司现状,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建议:企业应完善对股东及管理者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高质量的投资项目内部控制体系;政府应加大对股东及管理者的监察力度、区分产权性质进行不同的政策引导、提高对企业的信息披露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