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跨国贸易、投资迅速增长,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为了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减少摩擦,一些区域性组织不断涌现,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形成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互交织、互相促进的发展趋势。东亚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其区域经济合作备受学术界关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整个东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使东亚各国(地区)意识到金融领域的脆弱性和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危机以后,在各国(地区)政府的主导下区域金融合作不断深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全球金融危机及美国重返亚洲策略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对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前景持消极态度。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关心的问题如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地区)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金融一体化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否打断了东亚金融一体化的进程?随着区域合作的加深,金融一体化对东亚各经济体产生了怎样的经济效应?这些经济效应能否成为各国(地区)推动东亚金融合作的动力?为了准确地、系统地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共同市场理论、金融地理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金融一体化的理论框架,并将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纳入到该理论框架中,通过分析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现实基础、制约因素及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形成了理论构建—理论分析与运用—实证检验的研究思路。具体逻辑思路如下:首先,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对东亚金融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背景进行梳理和规范分析,为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加深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其次,基于金融一体化度量方法的文献梳理,构建适用于东亚的金融一体化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来实证检验东亚金融一体化的现实水平,为之后的经济效应研究奠定基础。最后,在现有金融一体化的水平下,采用适合的计量模型和计量方法分别从经济增长、消费风险分担和福利收益三个维度衡量东亚金融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并根据控制变量,分时段、分收入地对经济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期待能够寻找到推动东亚金融一体化加深的动力。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整体上看东亚金融一体化程度虽有波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国家层面看,东亚各国(地区)与区域金融一体化的紧密程度是不断变化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和马来西亚成为东亚金融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第二,利用东亚典型国家(地区)实证检验金融一体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金融一体化能够为东亚各国(地区)带来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消费风险分担效应和福利收益效应。但这些经济效应的大小及显著性会受到各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效应中,金融一体化对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促进作用显著,这表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更具有“后发优势”。在消费风险分担效应中,东亚高收入国家(地区)的风险分担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国家。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东亚区域重要的金融中心,其消费风险分担能力最强。但就消费风险分担的增长速度而言,低收入国家要明显快于高收入国家(地区)。在福利收益效应中,东亚高收入国家(地区)和低收入国家的福利收益情况与经济增长效应相似,即低收入国家会得到更多的福利收益。中国和马来西亚是获得潜在福利收益和总福利收益最多的两个国家。因此,东亚各国应加强金融合作,特别是区域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金融一体化获得更多的经济效应。第三,东亚金融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及其经济效应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从定性分析上看,东亚各国(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性、宏观政策的相似性、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的完备性、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管理的协调性是东亚实现金融一体化的现实基础和制约因素。从定量分析上看,金融发展水平和监管制度是影响东亚金融一体化及其经济效应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良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健全的监管制度能够加快东亚金融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及其经济效应的实现,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此外,区域贸易开放度、政府支出及居民消费也会对经济效应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