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中高速发展,以江西省为例,借助其劳动力及矿产资源优势,江西省不断承接东部沿海等地区转移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然而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却伴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粗放式的产业发展使江西省环境压力不断增长,环境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来,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成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的重要战略,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需求为江西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加强本省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契机。生态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外部性,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一般为长周期活动,见效缓慢,因此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主体只能由政府担当,我国政府主要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职责。为此,本文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探究政府节能环保支出是否起到了改善地区生态质量的作用,从而为如何更好发挥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促进作用提供建议及对策。首先,基于对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相关文献的综述以及对财政环保支出的环境保护理论有效性的分析,本文对节能环保支出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推导,发现节能环保支出主要通过污染治理投入、财政转移支付、政府绿色采购三个途径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以及优化人居环境,从而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接着本文构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并将节能环保支出分为规模效应和增量效应两个指标,分析了2010-2017年江西省各地市生态质量与节能环保支出效应的动态演变情况;发现除赣州市和上饶市生态环境质量出现下降外,其余9个地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呈稳定或上升趋势;节能环保支出规模效应则呈现出平稳上升趋势,增量效应则波动较大,总体上出现一定的下降特征。其次,本文构建STIRPAT模型对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采用广义二乘法(GLS)探究时间和空间双维度视角下江西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规模效应与增量效应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变化规律;时间维度上,根据节能环保支出双效应阶段性波动的特点,将整个研究期分为2010-2012年、2013-2015年、2016-2017年三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规模效应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是U型的(从出现负向作用到负向作用程度下降再变化为正向作用),增量效应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从正向促进到促进作用减弱再到出现负向作用);空间维度上,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本文按照正向显著型、负向显著型、不显著型三种类别,结合节能环保支出规模效应以及增量效应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不同影响情况对各市进行了划分;其中,规模效应影响不显著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赣中及赣西北地区,正向显著的城市分布在赣南及赣北小部分地区,负向显著的城市集中在赣北小部分地区;增量效应影响不显著的城市分布在赣南及赣西北小部分地区,正向显著的城市集中在赣中及赣北小部分地区,负向显著的城市集中在赣东北小部分地区。然后,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ARIMA模型对2018-2020年度江西省各市节能环保支出效应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所得的各地市节能环保支出效应变化情况,综合分析了预测期内各地市节能环保支出规模效应与增量效应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具体影响趋势,并按照影响趋势将11个地市按照“上上型、下上型、下下型以及单一型”四个类别进行了分类。最后,结合前文的分析结论及发现的相关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建议。其一,增量效应属于节能环保支出的预防性生态效应,但江西省各地市节能环保支出增量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节能环保支出对一般预算支出的增长弹性较小,针对该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节能环保支出政策,着力构建与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及GDP双联动的节能环保支出增长机制”的建议,以便进一步发挥节能环保支出的预防性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其二,节能环保支出规模效应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前期中期负向显著并递减、后期才逐渐正向显著,增量效应逐渐负向显著,表明江西省部分地市财政节能环保支出效率较低,未能完全激发节能环保支出的即时性污染治理效应以及预防性生态保护效应,且根据对各地市节能环保支出的预测分析,未来年度部分地区的节能环保支出规模效应和增量效应对生态环境质量将会产生负向作用,针对该问题,本文结合对各地市生态环境质量薄弱环节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健全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管理体制、合理分配节能环保支出内部款项经费”的优化与改进建议,以便充分发挥出节能环保支出的生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