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疏是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一种经解体裁,其主要特点是在经、传、注的基础上,对儒家经典作进一步的阐释。义疏在两汉、魏晋旧注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对旧注的阐发,来达到疏通经义之目的,既是对两汉、魏晋传注之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南北朝至唐初经学成果的集中体现。《春秋》义疏,是这一时期经典义疏的重要组成部分,囊括了南北朝至唐初《春秋》学者对《春秋》经传之书法义例、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史事、人物、历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考察南北朝至唐初《春秋》学的主要依据。但学界对《春秋》义疏尚缺乏比较全面的论述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因此,本文选取南北朝《左传》义疏、隋代刘炫的《春秋述议》、唐初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北朝徐彦的《公羊传疏》、唐初杨士勋的《谷梁传疏》为研究对象,力图深入考察上述义疏成书特点和解经特色等方面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南北朝至唐初《春秋》学发展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本文着重考察《春秋》义疏之成书问题。《春秋》义疏的成书是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和经学发展特点密切相联系的。南北朝时期,服注与杜注一直并行,且一度斗争十分激烈,到南北朝末年杜注已经取得优势地位,南北朝的《左传》义疏大多以杜注为主,正是此种情况之反映。隋代南北经学融合,刘炫学综南北,他在《春秋述议》中对杜注的攻驳,既是其治学风气使然,更反映了隋代之经学风尚。《五经正义》的编纂是唐初统一经义的需要,其目的在整理旧疏而不在于另创新说。《春秋左传正义》中既有对旧疏的袭取、改编,也有对旧疏的加工、润色和取舍,正体现了这一点。南北朝——唐初,《左传》独尊,但《公羊》、《谷梁》二传之传习仍然不绝如线,《公羊传疏》、《谷梁传疏》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成书。《春秋》义疏的成书情况十分复杂,往往是在广泛参考前人旧疏的基础上完成的。《春秋左传正义》对刘炫之《春秋述议》的袭取与改编,《公羊传疏》、《谷梁传疏》多引“旧说”、“旧解”解经,均说明了这一点。其次,本文采取分类分析和数量统计等方法,对《春秋》义疏的解经特点作比较细致之考察。《春秋》义疏对本注之书法义例、文字、名物、典章制度、史事、人物、地理、历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疏解,对本注与经典及前人经说不同之处多方加以调和。《春秋》义疏均重视对书法义例和礼制的疏解,是南北朝隋唐经学重视“例学”、《三礼》研究繁荣之体现。《春秋》义疏还在维护本传、本注的前提下,对其他二传多有取舍,是南北朝隋唐《春秋》学兼综三传之风气的反映。此外,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参考先秦史、考古学等方面成果,对《春秋》义疏中具体观点的渊源、得失加以分析,力图择别前人之异义,纠正前人之误说。再次,本文注重考察《春秋》义疏对《春秋》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如《春秋左传正义》对《春秋》性质、《春秋》与《左传》关系、《左传》凡例等方面的认识,《公羊传疏》对“黜周王鲁”、“三科九旨”等基本概念的认识,《谷梁传疏》对“日月时例”的认识等方面。《春秋》义疏在上述方面,大多在本注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诠解和发挥,代表了南北朝隋唐学者对《春秋》经传的一般认识。最后,本文探讨《春秋》义疏与中唐啖、赵《春秋》学之关系。中唐啖、赵《春秋》学的出现,动摇了《春秋》义疏的根底,标志着《春秋》义疏之学开始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