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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滨海湿地在海岸保护、生态服务、生物多样性维持、固碳减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然而近五十年来,随着长江上游来沙量的持续减少,以及全球海平面持续上升,可能对长江口滨海湿地造成潜在的影响。相对于传统生态学和地貌学,生物地貌学(Bio-geomophology)是通过辨识生物与地貌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系统研究生态系统群落结构动态的一种新理念。生物地貌学研究对于明确滨海湿地地貌和潮滩生物相互关系,以及对河口泥沙冲淤和上游来水来沙变化的响应具有较好的科学价值,对于湿地的威胁因子分析、生态保育和恢复等具有一定意义。本研究以长江口崇明东滩湿地为研究对象,选择了东部偏淤泥质的E样地和南部偏粉砂质的S样地,观测了不同生长季节潮滩植被(藨草属Scirpus species)在塑造地貌形态中的作用,以及潮滩植被在潮滩不同高程梯度上的生长特征,初步分析了湿地生物地貌的相互关系。并通过遥感信息解译多年尺度植被格局变化,结合大通水文站水沙通量数据,评估了崇明东滩植被和泥沙沉积对上游来水来沙短期变化的响应。主要结论如下:1)根据研究区域2018-2019年滩面垂向泥沙冲淤动态观测结果所示,E样地和S样地年平均泥沙淤积高度分别为27 cm和10 cm。在植物生长季初期,E样地有植被样点平均淤积量为2.8 cm,无植被样点呈现侵蚀趋势为-2.6 cm;S样地有植被样点平均淤积高度为0.9 cm,无植被样点平均侵蚀量为-6.3 cm。在植物生长季中期,E样地平均泥沙淤积量达7.5 cm,有植被样点平均淤积量为无植被样点的1.45倍,S样地有植被样点平均淤积量为无植被样点的7.8倍,植被的促淤作用显著。两处样地的泥沙冲淤量与植被密度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其中S样地相关关系极其显著(p<0.01)。在植物生长季初期和中期,两处样地的泥沙冲淤量与植物地上生物量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其中E样地生长中期相关关系极显著(p<0.01)。E样地潮滩表层沉积物主要为黏土质粉砂和粉砂,S样地潮滩表层沉积物主要为砂质粉砂和粉砂。在植被生长季,两处样地的表层沉积物平均粒径呈现由陆向海方向由细变粗的趋势。2)沿潮滩高程降低梯度,生长季中期E样地藨草属植物株高逐渐减小(p<0.01),生长季初期在中高潮滩区域的植物地上生物量最高,到生长季中期,滩面各高程的植被长势逐渐一致。S样地在生长季初期植物地上生物量在高潮滩区域最高,到生长季中期,中低潮滩植被生长迅速,地上生物量逐渐与高潮滩植被长势趋向一致。S样地植被在生长季各时期地上生物量沿潮滩高程降低逐渐减小(p<0.01)。E样地在生长季初期植被地下生物量沿高程梯度减小而减小(p<0.01),S样地植被在生长各时期地下生物量沿潮滩高程减小而减小(p<0.01)。沿高程梯度,两处样地生物量根冠比差异不显著。E样地的植物生物量根冠比显著(p<0.01)低于S样地的藨草属植物,株高、密度和生物量等指标均显著高于S样地。3)通过对2013-2017年崇明东滩湿地潮滩高程和前沿植被动态观测,结果显示,即使目前处在长江来沙量历史最低点时期,长江口滨海湿地的潮滩淤涨和前沿植被扩张仍未中断。在两处监测地,潮滩高程的净增长量为24.3-57.5 cm,前沿植被面积增加了2.18-4.74倍。而且2016-2017年期间由于长江径流量激增,潮滩泥沙沉积率和植被定植率较其他年份更高。可见上游来水量的短期大幅增加可导致泥沙输运量的大幅度增加,满足潮滩植被定居及扩散的需要。然而,由于河流输沙过程的不确定性,长江口上游大通水文站记录的年输沙量可能不是直接解释长江河口潮滩和植被动态的适合指标。基于目前的河流泥沙输运量以及植被建群与泥沙沉积过程的正反馈相互作用,崇明东滩湿地能够抵御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但如果上游来沙量持续减少,崇明东滩滨海湿地状态转换的风险将增加。综上所述,在植物生长中期,当崇明东滩植被高于一定生物量(E样地:100g/m~2,S样地:54g/m~2)和植株密度时(E样地:1650株/m~2,S样地:1500株/m~2)具有明显的泥沙促淤作用。同时在泥沙淤积量较高的区域,有助于植物的生长。2016-2017年潮滩高程和植被面积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可能与短期长江径流增水增沙有关。目前上游输沙量仍能维持崇明东滩滨海湿地的滩面淤涨和植被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