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利用外资、又要保护民族工业，是一个自18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被世界理论界、实业界乃至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鱼与熊掌”二者如何“得兼”的问题。本文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与总结外国保护民族工业的得失的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利用外资，还是保护民族工业都要把握一个“度”：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 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揭示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辩证地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证：其一，在分析外资对我国经济的总体效应上，既肯定了外资对增加国内外汇、补充国内资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及充实国内市场有利的一面，又指出了货币政策执行、资金闲置、结构调整、国有资产管理存在被动的一面。其二，分析了外资对我国汽车工业、电子工业以及保险金融等行业将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局。其三，侧重就外资增量、存量及其结构调整和地区分布进行了前瞻性预测。 第二部分首先扼要提出了李斯特理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倾向，简述其贸易保护内涵。重点介绍了经济发展阶段论，枚举了五个时期，进而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且把每个阶段的特征及其相应对策进行了描述和罗列。其次从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发展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制定贸易规则的主导权和经济全球化的正负效应几个问题展开了论证。 第三部分总结了国外保护民族工业的实践活动，较为集中地介绍了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本国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的几种做法；从而找出了一些异同点；在总结诸多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时，既阐述了保护不会“过时”的道理，又反映了发达国家也重视保护的客观现实。 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些资政对策，重点从八个方面展开了思考，即加强法制、限制收购、提高透明度、走出去、管理涉外借款、国家安全、国民健康、幼稚工业等。在思考的同时还兼及开放四个新领域、加深开放程度和改善投资环境三个方面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