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然而,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破坏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这样的粗放型发展道路我们还能走多远。教育宣传、末端治理的方式虽然有助于改善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但以经济手段去调整也许更能接触问题的根本。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去探讨长江流域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中存在的问题,并力图以现有的经济手段和经济能力去解决。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当前长江流域水利投资不尽合理,笔者认为长江流域水利投资整体上应当加强,其中下游投资应下降并向水环境保护、水污染治理方面倾斜,中游水利投资应当加强,而上游地区投资价值高,地位重要,应大幅度加强该地区的水利投入。水利投资可以改善资源环境,从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年的水利投资效益可能在下一年甚至今后的许多年慢慢发挥其经济增长的效益,长江流域水利投资同样是流域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并和流域的GDP增长存在一定的统计关系。第二,站在国家水利投资的高度,本文从防洪、灌溉、城市供水、水利发电和水土保持五个方面比较长江流域与黄河、淮河、珠江等流域的水利投资效益,指出应当加强边际效益高、边际成本低的地区的水利投资。综合考虑环境效益,笔者从数据分析中发现,长江流域防洪、水利发电、水土保持效益高于其他流域,应在这些方面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投资;另一方面长江流域城市供水效益较低、水资源丰富,可以通过调水工程提高整体的供水效益,农业灌溉则应当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以提高整体效益。第三,水利投资条件的改善能改善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单纯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经济环境恶性循环可以通过水利投资解开,而农业发展则更直接的需要水利条件的改善,所以,水利投资与经济长期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通过把资源作为一个要素纳入传统增长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当环境破坏性的工业投资过多时会直接导致国民生产的下降,而健康的工业投资是直接受水利投资量的约束的。第四,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水利投资的效益,通过政府由水利投资的主要参与者向水利资金的引导者转换,通过水利投资企业单位的产权改革,以及通过政府有效监督,能够在投资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更大限度地提高水利投资的效益。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讨论,本文试图给出了一套较科学的长江流域水利投资决策机制,包括长江流域水利投资的总量决策;水利投资的结构决策,这里的结构包括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区域间的结构,以及长江流域水利投资的各组成部分与我国整体水利投资的关系;水利投资的管理规则。本文试图在如下三个方面有所理论创新:(1)将资源和水利引入增长模型,并将常规增长模型中的投资细化为环境中型(即不影响环境)、环境破坏性和环境保护性投资,以研究水利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2)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长江流域国民生产总值与水利投资的线性关系,研究如何确定水利投资量以保证水利投资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3)深入研究政府如何在水利投资中由投资者转变为参与者,如何用税收和补贴的经济手段引导资金流入水利投资行业,确定政府在水利投资中的投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