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中纪委网站发布了2019年度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其中:接受群众信访举报329.4万件,立案调查61.9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7.49万起,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6.14万起,全年处分58.7万人。腐败的严重性与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期待都在统计数据中得以体现[1]。党的十八大后的一系列制度化、持续化、强硬化的反腐倡廉措施,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2013年9月2日,A股上市公司市值排名第一的贵州茅台,在股市开盘不久即告跌停,当日收盘报价151.92元。按照收盘价计算,仅9月2日一天,贵州茅台的市值蒸发超过175亿元。众多股民认为,导致贵州茅台股价跳水的原因,是党的十八大后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让贵州茅台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对此,有部分学者提出“反腐不利于经济增长”。关于“腐败、反腐败与企业效绩”,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腐败可以使企业绕过错误或低效率的政府政策,是市场对政府干预的合理反应。腐败的本质是低效机制的润滑剂,能够一定程度减少低效机制产生的无谓损失。当政府处于低效状态时,企业管理者普遍愿意通过行贿提高政府效率,以执行更加高效的政策。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腐败通常以费用的形式存在,费用的增加会大幅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影响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沉重打击企业自身的创新研发、产能升级动力。腐败对企业造成的损害远超企业从腐败中获得的收益。在社会层面,腐败会降低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扭曲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关系,降低投融资效率,最终使国民收入增长放缓,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本文以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作为研究的外生冲击,进行控制变量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12年11月8日大会开幕日作为事件窗口期原点,定义[0,3]为事件窗口期。同时,考虑现实因素影响,引入[-1,3]、[-2,3]作为主要事件窗口期[0,3]的对照参考。本文的研究样本获取自2010-2017年度的A股上市公司主要研究区间为2010-2015年度,在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后,手动剔除回归年度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同时,对事件窗口期内发生重大事项的上市公司样本进行清理。对管理费用部分明细科目办公费、差旅费、车船费、会务费、业务招待费进行计量处理后,形成模型使用的腐败程度指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与双重差分模型对腐败程度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有关变量后,回归结果在一定置信区间内能够检验反腐倡廉措施对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党的十八大后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能够提高上市公司企业绩效;（2）党的十八大后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通过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生产效率、投资效率提高上市公司企业绩效。这些发现,一方面为学术界针对腐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反腐倡廉措施对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影响,总结归纳了党的十八大后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在微观层面对企业绩效产生的经济效果,对习近平总书记“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的重要论断进行了验证,对反腐败斗争的继续开展有一定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