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成就显著,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虽然我国早在1973年就启动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大气环境治理形势却愈加严峻,主要城市群正经历煤烟型污染向复合型污染的转变,雾霾污染范围大、时间长,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秩序,危及公众健康安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大部分区域仍未脱离“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短时期内污染物排放量难以有效降低;另一方面,京津冀、东北、珠三角、长三角等工业集中区域减产、产业转型和工业转移的压力较大,治理成效不尽人意。总之,当前我国实施的污染防治政策不足以满足大气环境治理的实际需求。从国际经验看,我们完全有信心治理好雾霾,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治理雾霾的难度更大,原因在于:一是发达国家采用的“污染转移”策略并不适用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二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较短时期内大规模减产、停产的思路也不符合国情;三是相对于上世纪下半叶,当前的污染物成分更为复杂、更难以高效降解。基于以上分析,要从根本上解决雾霾治理问题,就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即通过科技政策引导污染产业转型,促进治理手段、方式的升级以及治理水平的综合提升。因此,从政策角度系统总结国内外运用科技手段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影响科技治霾政策变迁的核心要素以及政策运行的规律和绩效,就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本研究基于当前我国雾霾治理面临的严峻形势,综合运用文献学、公共政策学、科技管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采用理论演绎、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在长时段历史过程中考察科技治霾政策的演进过程,避免了短时段和截面研究的局限性。此外,把研究对象置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宏观体系之中,考虑国家处理污染与治理、发展速度与质量、全球气候博弈等重大问题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避免孤立地“就政策谈政策”。本研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主要阐释相关概念和理论依据。通过分析雾霾产生的技术原理与防治路径,探析科技政策与雾霾防治的内在关系与互动机制;从政策体系建构的角度,分析科技治霾政策的构成要素、功能及其运行机制;从政策绩效考察的角度,尝试构建了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评估模式,以使政策评估的针对性更强、效率更高。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雾霾问题演化的阶段性关系特征,将科技治霾政策演进分为三个阶段:探索阶段(1978—1991)、初步发展阶段(1992—2005)、深入发展阶段(2006—2015)。分别从政策制定的历史背景、主要政策内容及特点、政策效用分析及评价三个方面,对各时段的科技治霾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为下一步政策规律的分析提供历史依据和数据支持。第三部分(第五章)是对主体部分的延伸和归纳,旨在通过总结改革开放后近40年来科技治霾政策演变的动因、趋势和特征以及政策制定、实施的经验和教训,为未来国家大气污染治理战略调整和政策修订提供客观依据。第四部分(第六章)以新时期科技治霾政策创新与模式构建为目标,结合当前科技治霾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公共政策与环境治理的角度提出构建科技治霾长效机制、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改善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等政策建议,以提升政府“科技治霾”的决心、能力和效率。研究认为,雾霾是经济、生态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其问题的日益严重,不仅凸显了当前生态环境治理的严峻性,也充分暴露了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缺失与不足。同时,由于雾霾形成机理的复杂性、污染溢出性、边界模糊性等特征,决定了单一政府主体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协同治理是解决雾霾问题的必然选择。总之,雾霾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政策、体制机制、科技、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多因素的统筹协调,重点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