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会运动是发生于近代欧洲的由工人阶级主导、中产阶级和上层贵族资助的一场互助运动。18、19世纪的友谊会运动为英国福利国家的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这场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友谊会却长久以来被忽视,其发展历程和影响亦不为人所知。鉴于此,笔者认为对女性友谊会展开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要考察这一课题,探寻女性友谊会被掩盖的深层原因更有利于了解女性友谊会以及这场运动的整体面貌。英国的友谊会运动兴起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以1793年《罗斯法案》的颁布为标志进入繁盛期,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飞速发展,在1911年《国民保险法》通过之后受到了遏制,并随之淡出历史舞台。友谊会这种近代意义上的民间互助组织有着古老的观念起源和组织形式,有学者也把它看作是中世纪行会的延伸。友谊会的创建者们出于对现世苦难的应激,相约建立兄弟协会,通过定期缴纳一定会费的模式来保证其成员在遭遇困难和不测(如疾病、失业、年老、死亡天灾人祸等)时,能够向协会提出救济申请并获得必要的经济援助。友谊会运动影响巨大,在当时的英国,很难找到哪一个产业工人不是某一个兄弟协会的成员,它使很多卑微的生命得到了鼓舞,在社会保障方面做了脚踏实地的工作,为它们的会员减轻了对于疾病、分娩、丧失工作能力和年老的担心,也为他们的子女减轻了一笔像样的丧葬所必需的开支负担。女性友谊会运动是整个英国友谊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除却单一性别特质外,女性友谊会与男性友谊会并无二致,但其影响看起来却不像男性友谊会那样深广,这与女性友谊会的真实地位是有出入的。因为在18、19世纪的英国,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仅靠男人的收入和津贴是无法抵御风险的,女性外出工作补贴家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女性的工资收入和加入友谊会得到的相应津贴是保证友谊会运动得以持续百年的极大保障。然而,后世的学术研究也多把目光集中在大型的男性友谊会身上,究其根本,这主要是与当时女性友谊会面临的道德、法律、教育和社会困境有关。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参考威廉·哈拉尔·约翰逊的《友谊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阿布·兰蒂斯的《友谊会和互助会》、西蒙·康德里的“1825-1875不列颠的友谊会和体面话语”、友谊会登记处首席登记官E.W.布拉布鲁克的“友谊会以及相似的组织”、约翰·杰罗姆·威尔金森的《友谊会运动：其起源、兴起和发展；其社会、道德和教育影响》、艾芙琳·洛德的“友谊会运动和乡村工人阶级的话语”、W.A.霍尔兹沃思整理的《1875年友谊会法案》等材料对友谊会运动进行了整体回顾。进而参考安德里亚和薇薇安的“界定女性的疾病和工作：1780-1830年英格兰的女性友谊会”、艾芙琳·洛德的“‘平衡和需求’：女性友谊会,18、19世纪东米德兰地区的自助和经济美德”、玛丽·克洛斯的《1300-2000欧洲的性别和互助会》、维维恩·里士满的“‘这不是为普通人而是为贞女：1875-1936年关于女孩友谊会会员合法性的争论””以及几篇核心论文重点考察了女性友谊会的产生、发展、运营及影响,以及对女性友谊会的研究相对黯淡的原因,以期丰富友谊会运动的整体面貌。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分三节简要论述了友谊会的起源,18、19世纪的友谊会运动及其整体影响。第二章亦分三节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女性友谊会的产生、发展、运营及其影响。第三章则结合前两章的背景对女性友谊会式微的原因进行了探索。笔者认为,女性友谊会之所以被历史和学界忽视,主要是由当时女性友谊会面临的四大困境——道德的、法律的、教育的和社会的困境——决定的。女性传统的社会定位出现割裂,中产阶级未婚大龄女性慈善行为的功利性和操控性,违反主流女性道德观受到的惩戒；独立财产权缺失对女性靠自身获取生活保障的权利的限制；教育落后导致缺乏精密的保险计算带来的破产；女性的就业困境以及男性社团对女性的排斥是导致女性友谊会被覆盖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