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进,意识形态的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提供了完整的科技实体和思想武器。早在明清绝续之际,即万历末年,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教义时遂将先进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西学第一次给古老的东方带来了强力的冲击。客观上当时的皇帝及士大夫接受了部分科学知识,但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改变,因而此时的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已经落后于同期的欧洲大陆。到了19世纪中期,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势下,西方势力再度进入当时的中国。魏源在作序中写下：“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①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当时的清政府在1860年推行了洋务运动。西方科学技术再次得以传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同口岸开放往来各地,成立教会医院、学校、各类印刷部门,创立期刊,参与译制各种书籍,数量之巨难以想象。从本质而言,当时的西方传教机构在传教方式上普遍带有文化侵略色彩,但出于对传教效果的内在需求,在传教过程中亦存在一定积极意义,突出表现在一些先进的西方实用技术和科普著述、教科书的引进中,且传教机构的教育模式到今天仍然值得借鉴。土山湾,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中西科技、文化和教育交流、融合的平台,对上海以至全国的科技、文化、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土山湾印书馆作为西方印刷科技、教育理念、传播模式流入中国的最初着陆点,是西方文明特别是科技、教育最早在中国展示的窗口,是中国近代铸造业、机械加工业尤其是古老印刷术现代化的先锋,并且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艺术家、教育家、工艺师和机械师,成为中国近代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以及实用产业的渊薮之一。土山湾印书馆创建于1869年,地处上海徐家汇中心南半里,肇家浜积湾处,毗邻徐家汇天主教堂及徐光启墓。由于一批西方天主教士入境至徐家汇,并先后兴办徐汇学堂、徐汇藏书楼、天文台、天主教堂等机构用于传播宗教神学,而后又得到江南教区的统筹管理,徐家汇在土山湾印书馆成立之时已经颇具规模。作为教区中心机构,土山湾印书馆得以在时局不济的情况下稳步发展。在结构上土山湾印书馆作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一部分,由土山湾孤儿工艺院选派负责人,在负责人的悉心培养下将土山湾孤儿培养成合格的印刷操作技工。在技术引进上,土山湾印书馆在起步之初熟练运用中国传统雕版印刷工艺。在几年中已经拥有多达七十种作品的雕版。印书馆大量复制了17、18世纪利玛窦、柏应理、南怀仁等神父的经典著作。在近九十年的历史当中,土山湾印书馆先后引进珂罗版技术、石印新技术、照相铜锌版技术等,并在实际生产操作中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良和革新,不仅提高了单位生产效率同时从侧面带动了整个出版印刷行业的跨步式发展。在发行的出版物中,土山湾印书馆完成了总数超过五十三万种册的印刷量,出版物涵盖科普读物、教科书、功能性图书、宗教教义、宗教传记、广告以及宣传册等。其销路遍及南洋各地,有些甚至远销美欧。作为震旦学院教材出版商,土山湾印书馆为其提供了广泛的一手材料,为当时的学生所用。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其在教育上的积极意义。土山湾现象尤其是以土山湾印书馆为特征的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得到充分认识,并开展了针对土山湾的专项研究,在土山湾孤儿院原址上重新建立土山湾博物馆。这些都为土山湾研究带来了曙光。然而,随着时代的远去,由于各种文献资料的缺失,加上活着的历史见证人越来越少,实际上对于土山湾研究已经进入到资料发掘和文物抢救阶段。而且在研究方向上,土山湾研究多集中在美术史研究和城市规划研究上,在出版技术和出版物发展方面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本文侧重点在整个研究领域内仍然比较少见。对于上海地方科技史的研究能够体现一定的意义。从土山湾这一独特科技文化现象出发,寻找并采访土山湾老人及相关从业人员,通过采访了解老人眼中的土山湾印书馆。同时借助己收集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土山湾出版物,深入分析土山湾印书馆引进技术的历史条件及出版物的社会影响。从而归纳创新点：第一,拾遗补缺,充实土山湾印书馆的历史完整性。第二,整理土山湾印书馆引进的印刷技术,并对部分土山湾印刷技术进行原理分析。第三,对所掌握的土山湾出版物按照功能类别区分,探讨其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及价值。第四,以期为土山湾这段尘封的历史,尤其是土山湾印书馆的历史研究和技术发展水平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