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技术和资本主义合流的产物,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数字异化、数字剥削、数字拜物教等问题层出不穷,数字资本主义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数字资本主义是以先进的数字技术为支撑,通过“一般数据”的私有化,中介起资本主义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以实现资本增殖的资本主义新样态。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和数字平台共同构筑起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以及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中寻找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成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上看,“阿帕网”计划是数字资本主义生成的技术原点,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数字资本主义生成的政策保证。从理论逻辑上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论述以及“资本逻辑”的二重性理论,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生成的理论逻辑。从现实逻辑上看,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内在推动,以及资本主义力图摆脱经济危机的现实需求,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生成的现实逻辑。数字资本主义具有双重效应。从“文明”效应上看,数字平台的出现带来了多元的就业方式,数字劳动打破了劳动的时空界限,数字算法改善了用户的网络体验,数字资本缓解了资本的盲目投机。从“野蛮”效应上看,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数字平台无端占有了用户数据,数字劳动实质上加深了对劳动者的剥削,数字算法实现了对广大用户的技术操纵,数字资本则存在造成社会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可能性。在“文明”和“野蛮”双重效应的背后存在着四重矛盾,表现为:数据生产的社会化和数据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形式上的劳动自由和实质上劳动异化之间的矛盾、人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和数字拜物教隐形规训之间的矛盾、数字资本的有效引导和经济危机的不可克服性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看,数字资本主义仍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窠臼,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只能在否定自身的过程中得到解决。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数字大国,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要时刻警惕数据资本化的倾向。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还需要在批判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数据共享的社会主义方向,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数字治理能力,推动构建数字空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找到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