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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有了巨大的资本输出需求,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经历了10年的超高速增长,即将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加上政府的“走出去”和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先后提出,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有什么特点?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都是值得笔者研究的内容。
最前沿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以Melitz(2003)的异质性贸易理论为研究框架,假定企业具有异质性,即综合表现为生产率的差异,但生产率仍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能更具体的解释企业之间的差异。由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得不支付巨大的固定成本,而大部分企业单靠自身的利润积累一般不足以支付对外直接投资固定成本,需要求助于金融市场融资。现实中,金融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金融抑制政策,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金融资源,以此来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银行业高度集中、资本市场欠发达、金融结构单一和利率管制等特点,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型企业能从金融系统包括银行和资本市场持续获得低成本的资金,而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只能从正规的金融市场被挤出,难以获得资金支持。因此我国的国有大型企业面临较小的外部金融约束,而中小企业普遍融资约束程度很高,难以支撑其对外直接投资。
由此,本文首先回溯了异质性企业贸易和FDI理论、以及融资约束理论相关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接着本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融资状况的现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并归纳其特点,发现问题。
再次,本文考察了我国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差异作为企业异质性的来源,把融资约束纳入到经典异质性企业FDI理论中,从企业内部融资、外部融资两个维度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并利用2006-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首先测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内外部融资约束、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1)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会直接影响其OFDI决策,即企业进行OFDI决策的内在考虑是基于自身的生产率水平高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2)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外部融资约束越强烈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低;(3)企业面临的内部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与否的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4)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最后,在实证结果基础上,针对我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最前沿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以Melitz(2003)的异质性贸易理论为研究框架,假定企业具有异质性,即综合表现为生产率的差异,但生产率仍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能更具体的解释企业之间的差异。由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得不支付巨大的固定成本,而大部分企业单靠自身的利润积累一般不足以支付对外直接投资固定成本,需要求助于金融市场融资。现实中,金融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金融抑制政策,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金融资源,以此来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银行业高度集中、资本市场欠发达、金融结构单一和利率管制等特点,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型企业能从金融系统包括银行和资本市场持续获得低成本的资金,而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只能从正规的金融市场被挤出,难以获得资金支持。因此我国的国有大型企业面临较小的外部金融约束,而中小企业普遍融资约束程度很高,难以支撑其对外直接投资。
由此,本文首先回溯了异质性企业贸易和FDI理论、以及融资约束理论相关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接着本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融资状况的现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并归纳其特点,发现问题。
再次,本文考察了我国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差异作为企业异质性的来源,把融资约束纳入到经典异质性企业FDI理论中,从企业内部融资、外部融资两个维度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并利用2006-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首先测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内外部融资约束、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1)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会直接影响其OFDI决策,即企业进行OFDI决策的内在考虑是基于自身的生产率水平高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2)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外部融资约束越强烈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低;(3)企业面临的内部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与否的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4)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最后,在实证结果基础上,针对我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