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时代精神的艺术化再现和转达,文学与时代哲学在深层次上相融合,殊途同归,共同指向的是一个时代精神层面的发展态势,所以在阐释十八世纪文学中所蕴藏的深厚文学精神之前,对十八世纪这一时代特点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与研究便成为关键。十八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十八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期,十八世纪在撕掉天上之神——上帝的神秘面纱的同时,又将人间之神——王权推上了断头台,是人神移位的转折点,是时代的分水岭。十八世纪在某种程度上与文艺复兴时期存在着一定的暗合之处,二者均张扬个体的存在性,张扬自我,突显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力量,十八世纪是对文艺复兴时代精神——主体存在性的再次扬起。十八世纪启蒙时期与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期同样宣扬理性,但二者理性内核的实质却是相差迥异,十七世纪是理性荫蔽下的膜拜时代,十八世纪是理性与信仰决断的时代,“17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启蒙文学作为启蒙文化的一部分,它自然是张扬自然理性精神的一个窗口,然而,文学又不同于哲学,文学是对时代精神作艺术化的转达,而不是理性原则的直接的传声筒,十八世纪自然理性的思想养料孕育的是文学中自由人性的灿烂之花,浮士德不断地向上求索,代表着永不息止的“人”的精神,“人”的精神是人对于自我本体的一种释放与驾驭,是挣脱枷锁之后的自由状态,是对人之自然本性的还原;天真汉是未曾受过“文明”浸染的个体,代表人类之原本的自然天性,在“自然”与“文明”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维系着个体独立自由的精神家园;情感本属自然的,在社会将其制度化的同时,也将其异化了,洛克莎娜在一夫多妻制下,聆听的是个体心底之声,释放人之自然感情,复原自然之人性;“文明”下,个体性被剥夺,“文明”已堕入文明的对立面,拉摩的侄儿在“我”丧失的时代,捍卫了个体自我的在场性与自由性,代表了以独立个体之姿存在的“我”。无论是永不息止的“人”的精神,还是人类本真状态下的自然天性、自然人性都是受自然理性所启蒙,在深层次上与十八世纪自然理性精神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