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于20世纪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消费语境，并受到解构主义哲学思潮和现代性关注人的主体意识等方面的影响，西方读者理论得以诞生和茁壮成长，备受瞩目。20世纪西方读者理论的建构，是现代性（尤指美学现代性）追求在文艺理论领域的重要体现。概括而言，现代性追求新奇与变化，具有历史连续性和反叛性。契合现代性的特征与追求，西方学者大胆创新，敢于突破，创造性地探究一直被文论者忽视的边缘存在——读者。可以说，读者理论的出现是对传统的作者中心论与文本中心论的一种反叛。同时，西方读者理论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流派和理论主张。与现代性相似，它也有自己的发展历史，于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面貌，形成较为完善与独立的理论体系——萌芽期（约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在现象学美学与解释学文论中初具理论形态；鼎盛期（60年代至70年代），在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中达到其发展的巅峰；衰落期（70、80年代以来），读者研究开始走向衰落，这一阶段的读者文论主要以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为代表。总的来说，西方读者理论流派众多，各派的理论观点纷繁多样。但大致而言，它们探讨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读者的主体意识、读者的阅读经验以及读者的解读能力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核心问题之间相互联系，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不仅是西方读者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而且还是读者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以及读者理论体系得以建构的关键所在。此外，欧美学术界读者研究热潮的兴起，抑或说西方读者理论在20世纪的崛起，对中西方文论的发展均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一方面，它推动了具体的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的建构与发展。概括而言，西方读者理论发展了现象学的文本理论，拓宽了解释学的研究视野，以及丰富了解构主义的文学实践与应用。另一方面，随着80年代译介思潮的掀起，西方读者理论被介绍至中国。它对我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上，推动我国文艺实践的发展，如促使文学创作保持一种读者意识，推动国内的读者批评与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发展。在理论层面上，不仅促使我国文论家形成新的文学接受观和误读思想，而且还推动国内学者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读者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读者理论对我国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启示的一面，也有消极影响的一面，需要人们予以辩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