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承渊深家学,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两方面卓有建树。其文艺思想体现出时代新旧交替之际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过渡特征。通过对俞平伯文艺思想的整体性提炼与把握,既可以给俞平伯在文学理论史上一个客观的定位,也可以藉此梳理出文学发展轨迹中“变”与“承”的关系。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对俞氏文艺思想展开探讨:俞平伯的人生文学观、文学审美观与学术研究理念。俞平伯的人生文学观得益于其浓厚的家庭传统文化熏陶与系统的现代学校教育,以及西学东渐促进下的文学革命等社会环境。特殊的生活环境与个人性情使得文学成为俞平伯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以他始终坚持文学本位,人生文学观成为他文艺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俞平伯反对将文学工具化,而坚信文学是人生的一部分。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存,所以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性,由此俞平伯倡导社会人生中的文学应以“向善”为指向,以结合人与人之间的正当关系;同时,社会中的个人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文学又不能抛弃诗意性,由此俞平伯坚持个体人生中的文学要以“趣味”为主。人生与文学都具多面性,“向善”与“趣味”并不构成冲突。俞平伯的人生观直接地影响到他的文学审美观。俞平伯与佛教颇有渊源,受佛法“不执”观念的影响,秉持对于外物“不即不离”的人生态度。他将这一态度移用到对文学的审美认知上。俞平伯认为文心之妙即在于既不沾滞也不绝缘,而处于显隐之间、离合闪烁方能构成文学的美感,古典文学中的“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俞平伯对文学含蓄之美的审美诉求。在此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俞平伯对一些传统的审美范畴做出新的解读,总结、阐释了文学的“明清厚远”四种境界。以人生与审美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也主导着俞平伯的文学研究。俞平伯身兼作家与理论家双重身份,在学术研究方面既有理性的严谨又有感性的灵动,在“红学”、古典诗词、新诗等方面为学界提供了可以引为范式的研究理念。他与胡适、顾颉刚同创“新红学”,并且以科学考辨与审美观照相结合的方法将“红学”从胡适的史学研究扭转回文学研究的正常路径上来。在古典诗词研究方面,综合运用层层分析的“剥蕉法”与印象式的“直观感悟法”,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全面、细密、准确地解读与鉴赏古诗词。至于新诗,俞平伯从传统中确立其合法性,从当下社会心理分析中确立其发展方向,从文学审美性角度矫正其粗制滥造的非诗化倾向,力图使中国诗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突破传统老调又不生套西洋的新路。俞平伯的文艺思想呈现出汲旧纳新的特色,他在社会文化急剧裂变时期客观地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为当时中国文学在旧与新之间实现平稳过渡潜心研究。这对当下新时期的文艺理论建设,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