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新设的类传。《后汉书》共有类传十篇,尤以《党锢》《文苑》《独行》《方术》《列女》五篇颇具特色,它们不但各自记述了东汉时期的某类社会历史现象,在史法、史识与史意等方面更彰显了范晔在历史撰述上的精意与特色。范晔通过设《党锢列传》形成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范晔以序总论党锢始末,以“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展现党锢全貌,通过将其他党人分别归类形成对《党锢》的补充,又以大量存在于《党锢》及其他诸传中的史论表达了他对党锢之祸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的看法。在《文苑列传》中,范晔记载了东汉的“文章之士”。因深受南朝刘宋时期“文章之学”发展的影响,范晔对东汉“文章之学”的思考存在时代的区格,这主要反映在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士观念两个方面。范晔以其文士观念为指导,以对历史评价所具有的功利性为依托,将这种时代的区格通过《文苑》和《儒林》两传之间的互补进行了弥合。《独行列传》记载了被排斥在统治道德之外的独行之士。范晔通过对“侠”之精神主流化即“公义”化的改塑,将“游侠”塑造成其史撰中的“儒侠”,游侠的“私义”也在史撰中渐趋“公义”。在这一主流化撰述的过程中,范晔通过剪裁史料、选择传主将东汉闾里布衣之侠放入《独行》,弱化和分散卿相之侠,以此来表彰“独行”的精神。在《方术列传》中,范晔对东汉“方术之士”的记载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二重因素,这体现着范晔对“方术”内涵的把握。以此内涵为标准,范晔将东汉“方术之士”分为“数术之士”“方技之士”“神怪之士”三类,进而阐发了自己对东汉社会中“方术”风尚的认识。《列女传》从其撰写基础和材料来源看,亦深受同时代风习的影响。通过对传主身份的甄别、对东汉才女及贞女的重视,范晔充分强调了“三纲”理论中“夫为妻纲”重要性,而在这一旨趣背后则是魏晋南北朝妇女史撰写中分后妃入《皇后传(纪)》,以《列女传》记载社会中下层女性的妇女史撰写变更的趋向,这种趋向主要功用即在于以《皇后纪》行君主劝诫,以《列女传》引导社会风气。范晔《后汉书》中的类传既有出于呈现客观历史的考虑,也体现了史学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即史撰对象与史撰主体、史学发展与社会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充分反映出范晔“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的撰述旨趣。这一旨趣之下,范晔类传撰写表现出择取众家之长而重构、展现时代风尚而再造的特征,这正是范晔类传撰写中变与常之一端。同时,范晔的类传撰写既出于就事论事而又高于就事论事,它们不仅代表了范晔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也体现出类传作为一种史书体例,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的变化过程及其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