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为进行强农惠农富农建设,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中央一号文件更将乡村振兴和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当年的政策核心。可见,当前乡村治理已成为全党和全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上述背景下,站在历史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交汇点的乡贤,对乡村社会运作有充分了解的同时也熟悉城市运作的规则,以至于成为了在乡村中的重要管理主体。并且当前乡村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包括了政治与文化等领域共同发展,如果仅仅靠个别乡贤的努力是没法解决基层社会的复杂情况和满足全领域发展需求。因此,各地的乡贤建设实践大多且应该以组织的形式开展。研究表明:首先,从乡贤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看,乡贤治理在我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乡贤组织嵌入乡村治理有利于重建乡村社会秩序,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格局,夯实党在乡村的执政根基。它是强化乡村基层政权的理性选择、有效保护村民利益的制度设计和乡贤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组织平台。乡贤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的主要途径为参与公共事务助力乡村民主自治和纠纷调解维护乡村社会和谐。同时,乡贤组织嵌入乡村治理契合国家政策空间、契合传统文化基因、契合农村多核心治理的时代要求和对法治建设的要求,具有政策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因此,在乡村治理将进入新阶段之际,探讨其嵌入乡村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完善对策富有现实意义,有利于实现乡村社会基层政权、新时代乡贤和村民的多方共赢。其次,从现状与问题的角度看,乡贤与我国历史上的乡绅治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代乡贤的定位更加贴近于乡村经济发展建设者的角色,以组织的形式融入到乡村管理之中,对乡村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承担着调解纠纷、加强沟通、拉动资源、文化建设等多项职能。乡贤组织在乡村治理当中通过对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造成的积极影响,带动了乡村振兴的步伐,使得乡村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但是一直以来,乡贤治理在实践中仍有明显的不足,这主要表现为:组织制度供给创新不足、基层民主治理失效、乡贤追求个人功利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形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规章制度不完善、乡贤组织定位不准、监督制度不健全和乡贤培育制度失位。基于此,为提高乡贤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的成效,今后应努力完善多层次的制度创新供给,提高工作效率;推进治理法治化行为规范化,加强约束规范;设立立体化监督评价制度,强化承诺互信;构建教育培训制度,拓宽能力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