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的价值是多层面的,从外在价值看,反垄断执法旨在矫正、预防不法垄断,保护受害人权益,保护和促进自由竞争,以实现自由、效率和公平的法价值；从内在价值看,反垄断执法旨在规范执法机关的行为,保护相对人及其他主体之基本权利,促进执法参与和法律实践,以促进法治状态的形成,最终实现秩序与自由的法价值。为此,反垄断执法具有诸多层次的制度需求,从程序启动看,有主动引发和被动引发之需求；从程序过程看,有对执法机关行为之规范、相对人及其他主体权利保护之需求；从程序终结看,有法律后果之制度需求和裁决执行之制度需求。　　 显然,反垄断执法制度需要保持供需平衡。从这一角度看,反垄断强制性执法的制度供给存在着诸多不足。理由在于,包括调查强制、行政处罚、强制执行、强制审查在内的反垄断强制性执法程序是在行政权的压迫下启动的,行政机关的压迫性命令控制着整个执法过程,相对人及其他主体在程序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法律后果方面主要体现为作出否定性法律评价,并且最终处理结果必须得到执行。这样,反垄断强制性执法就是一种压迫式、命令式、依从式、二元评价性、必然性调整方式,显然,这无法实现反垄断执法制度的供需平衡。　　 然而,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制度的生成维系了反垄断执法制度的供需平衡。因为在于,包括反垄断接受承诺、反垄断指导以及反垄断接受咨询在内的以非压迫性执法为本质特征的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的制度供给存在以下优势:在程序启动方面,相对人和执法机关均可引发程序,使得执法程序具有一方主体感应另一方主体开启的特点；在程序过程方面,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表现为执法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互动性的商谈过程,执法机关与相对人处于平等的关系中；在程序终结方面,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并不强调必须对涉案情事作出合法与违法与否的二元性评价,而是采取灵活评价或不予评价法律后果的方式,并且最终处理的执行依诸于相对人的主观同意为前提,执行具有或然性。综合看来,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实为一种感应式、商谈式、平等式、多元评价性、或然性调整方式,它补救了反垄断强制性执法制度供给的不足,维系了反垄断执法制度的供需平衡。此外,从政治国家层面看,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能体现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均衡；从社会学层面看,能体现社会合作、实现社会共生；从哲学层面看,能体现对主体的尊重。这些,都使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制度凸显了许多优势。　　 不过,为有效实现反垄断执法的价值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应置于规范的制度下运行。在对主体的规范方面,反垄断执法机关应有协商权、指导权、评估权、不得滥用职权的义务,相对人有知情权、程序自由权、平等商谈权、获得救济权,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应有知情权、程序参与权、获得救济权；在对适用范围的规范方面,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限制,应保持与反垄断强制性执法之间的疆界；在对执行的规范方面,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处理的执行需满足两个前提,一是一个有效的执法行为的存在,二是执法相对人的同意,因此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存在自愿执行与不自愿却执行、合意的自动执行、情事变更以及保障措施问题；在对程序的救济规范方面,由于执法机关和相对人都可能有滥用行为,如执法机关本身无执法权却执法、超越适用范围执法、不正当行使权力,相对人提供信息存在欺诈或故意不履行承诺等,因此需通过复议、诉讼等途径进行法律救济,具体可根据情形采取宣布已完成的程序或行为无效、要求承担法律后果、重启程序等处理方式。　　 对我国而言,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制度有其生长的良好土壤。从法律背景和社会背景看,我国当前正处于强调构建程序法、非压迫性法律制度和调适公权力机关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关键时期,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的方式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发展趋势,有助于促进社会关系的优善；从文化背景看,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制度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仁"的思想是内合的:从国际背景看,反垄断法律制度日益走向趋同化,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制度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得到了采纳,这也表明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制度在我国具有构建的必然性。然而,我国的反垄断非强制性执法制度还处于肇始阶段,接受承诺制度还刚建立,指导制度刚刚萌芽,接受咨询制度还未形成,因此,相关制度还有待完善和建立。显然,这些制度构建对我国经济法执法模式的改革乃至我国法律调整机制的变革都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