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作家因其丰富而独特的文学创作受到学界的关注并进入文学史的书写。如何书写现代女作家,是各时期文学史家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时代语境、文学思潮等因素的影响,现代女作家在文学史书写中有着复杂而独特的演变,呈现出多样的面貌。因此,文学史书写的现代女作家“形塑”与演变应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论题。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所构建的现代女作家文学谱系为研究对象,并选取被文学史重点论述的五四女作家以及丁玲、萧红、张爱玲为切入点,在细读文学史著的基础上,对比总结不同时期文学史的论述差异,考察文学史对现代女作家书写的演变,探究书写演变背后的文化语境和运行机制。论文主体部分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文学史书写中的五四女作家“形塑”及演变。1930年代的文学史已经认可五四女作家作品中的个人化情感表达,注重发掘作品的创作手法,并在“人的文学”视阈下给予五四女作家高度评价。1950年代初期的文学史对五四女作家作品的评价有所变化,更注重从文学的社会价值角度评价作品,却忽视了其中个人情感表达的价值。受此评价模式的影响,1950年代后期及1960年代的文学史对五四女作家的书写明显弱化,甚至将之当做批判的靶子。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评价模式被重新调整,五四女作家再次受到文学史的关注。其中,冰心“爱的哲学”得以正名,不再被添加与文学无关的负面评价。二、文学史书写中的丁玲“形塑”及演变。丁玲身上汇集了二十世纪中国启蒙与革命的多重象征符码。1930年代的文学史就开始关注丁玲作品中的“时代病”以及丁玲创作的转型。1950年代的文学史延续了此评价模式,把文学史的编著和社会政治密切关联。之后,由于丁玲在政治路线上被否定,她被指责“脱离群众”,她的作品也被定位为“反党文章”。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史对丁玲的书写逐渐向“艺术性”回归,并给予她很高的评价。丁玲作品中所运用的心理描写表现手法受到诸多史著的关注与研究。不少史著认为丁玲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称她不仅是五四后善于写女性的作家,更是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作家,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三、文学史书写中的萧红“形塑”及演变。萧红于1930年代以《生死场》闻名于文坛,但在1949年以后才被正式进入文学史的书写。1950年代的文学史有所选择地引用鲁迅等名家的部分观点来评述萧红的创作,刻意强化萧红作为“左翼作家”与“抗日作家”的身份。如此定位使萧红后期的作品受到贬抑。反映抗日主题的《生死场》被1950年代的文学史认为是萧红的代表作,而凝聚着萧红“寂寞”情感的《呼兰河传》被认为是走“下坡路”的作品。1975年由香港出版的司马长风的史著《中国新文学史》以纯文学观念审视萧红创作,对《呼兰河传》作出高度评价。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史开始全面梳理萧红生平及其创作,并关注萧红的独特才情和艺术成就,有文学史将之誉为“文学洛神”与“天才作家”。还有部分文学史吸收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并以此阐释萧红的作品与人生经历,书写出先前文学史不曾关注过的另一面。四、文学史书写中的张爱玲“形塑”及演变。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作家的个人原因,在1950—1970年代,大陆的文学史都没有记载过张爱玲。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960年代海外出版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盛赞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夏志清的观点极大影响了新时期之后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与书写。到1980年代,大陆文学史家开始关注张爱玲,他们认可张爱玲细腻的心理描写、对传统文化的熟练运用以及对上海洋场的生动描写的同时,也指出张爱玲“格调不高”。到199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学史对张爱玲作品的艺术成就做出了更为全面的肯定,不少文学史认可了张爱玲经典作家的地位,并认为张爱玲已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五、文学史书写中现代女作家“形塑”的得失之辩。文学史的编撰不能脱离脱离时代语境,时代语境影响文学史观的生成。现代文学的三次造史运动都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形成的,因此每一次时期的文学史观都差异颇多,这造成了文学史对现代女作家书写的演变。文学史把影响较大的名家评价观点作为书写现代女作家的话语资源,但不论是沿用观点,或有选择性引用观点,目的都是为了突出现代女作家某一方面的文学特质,塑造符合当时文化语境的作家形象。域外出版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以“审美为首位”的文学史观书写现代女作家,有着与同时期大陆文学史较大的差异。现代女作家的文学价值就在不同研究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被发掘、深化,其中成就高的几位女作家最终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