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惠国条款，作为贯彻“非歧视”原则的手段之一，在促进国际交往方面，尤其是国际经济交往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最惠国条款，起源于国际贸易领域。今天，最惠国条款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适用，最为令人瞩目。最惠国条款对东道国－投资者（state‐investor）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以下简称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是最惠国条款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新发展。之所以将其称之为“新发展”，是因为在国际投资法领域，一般认为最惠国条款只适用于实体性事项而不适用于程序性事项。最惠国条款是缔约方关于最惠国待遇的约定，其适用事项取决于缔约方的约定。大部分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其是否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这一事实在实践中引发了很大争议。首先，本文认为，考虑到最惠国条款的开放特性及拾遗补缺的功能，无论是根据规定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条约解释国际习惯规则，还是根据新兴的“与时俱进”解释方法，未明确规定是否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最惠国条款，均应被解释为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其次，考虑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自身的特点——分阶段性、阶梯性，为了充分地发挥最惠国条款的功能和避免破坏性的条约挑选，最惠国条款应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整体，而不是单个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更不是整个条约。最后，本文运用以保护投资或投资者利益为价值取向的逻辑推理方法，得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最惠”（most‐favored）标准，应是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争议范围、友好协商期限的长短、是否提供国际仲裁解决渠道、是否设置国际仲裁的前置条件等的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