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正是中外条约关系急剧发展并走向强化的时期,期间的种种显著变化作为社会存在深刻地反映于革命派的思想意识中,成为其条约观形成的客观依据。西法东渐的高涨、条约研究的发展,又为革命派条约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和知识参照。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则使革命派的条约观打上了鲜明的反清主张的政治烙印。较之前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革命派的国际法观念有了多方面的进步与转变,其对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亦有了更为深入、客观的认识。基于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准确理解,一些革命派人士已开始运用“不平等条约”或近似的词语,并从国际法的理论层面较为深刻地剖析出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同时,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外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实质和危害,对其从法理和事实上作了大量的揭露。在此基础上,革命派表达了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并提出了相应的废约方案。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方案是难以达到废约效果的。面对废约的现实困难,革命派将矛头指向清政府,提出了废约须先反清的主张。虽然这一主张意味着废约应当暂缓,但在列强藉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实行“准统治”的时代,革命派仍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现实中的条约问题。最终,他们采取了两相结合的对策：一方面对外承认旧约有效；另一方面则倡导文明抵制列强侵渔。同盟会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方针,在过去多受批评和诟病。事实上,该方针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产物,除了受废约须先反清的抉择影响外,还与其争取列强同情的考量、遵守国际法规的自觉以及追求文明国家的理想等密切相关,对此不宜作简单否定。作为同一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立宪派与革命派政治理念可谓迥异,但二者的条约观却不乏共同之处。这是因为,二派之中的人士多有相似的学习与生活经历,皆怀着强烈的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且受到同一体系的国际法知识的影响；至于分歧的存在,实则皆根源于各自政治主张的差异。就革命派内部而言,由于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其条约观念有着不少趋同之处。但是,革命派毕竟是一个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群体,其条约观的内部差异亦不可避免。革命派的条约观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体现了晚清国人认知条约问题的新高度和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新尝试,有利于日后废约问题的根本解决,促进了中国迈向近代国际社会的“文明化”进程。检视革命派条约观的得失,亦可为当今我们国际交往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