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举世重交游”的环境下,士子的交游选择可视为其心境的反映。范仲淹晚年创作的《岳阳楼记》中“先忧后乐”之精神被视为其品德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以及宋代知识分子精神风貌最凝练的概括和表达。本文试以范仲淹晚年交游为据点,通过分析其晚年交游的对象、交游的文学表达方式,以了解其晚年的交游观及其对“先忧后乐”心境的深层理解和实际践行。范仲淹晚年交游类型大致为前辈名臣、同年同僚、后生晚辈三类,通过对范仲淹庆历五年(1045)前后交游作品的对比,可知其晚年交游对象大多为其相识已久、真诚以待终生的挚友。庆历五年(1045)至皇祐四年(1052)为范仲淹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被罢参知政事后依次出守邓州、杭州、青州,自认再无求取功名之机,此阶段的交游人群更多出于志同道合的选择,可视为范仲淹心境较真实的侧面反映。他择友唯贤,体现其对人才的爱惜与为国选材的政治自觉;他待友真诚,体现其感恩图报、情深义重的内涵本质;他公私分明,体现其公正忠君的为臣观及宽容温和的为人。与友人往来的书信、唱和的诗文乃至为友人撰写的碑志祭文都从各个角度体现着范仲淹晚年的心境。对于“忧乐观”,范仲淹有三层理解,一是处理天下“乐”与自身“乐”的矛盾时,应先天下乐而后己乐;二是直面自身的荣辱时,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三是面对自身的忧愁时,应及时排遣,寄情于山水之美与宴酣之乐。通过对范仲淹晚年交游进行考述,可对范仲淹前后期交游人群的区别有更直观的了解,也对范仲淹晚年的交游情况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为我们更充分地理解范仲淹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提供了一定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