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主义是国际政治中一种普遍而又特殊的现象,它一般并不以国家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为转移。分裂主义不仅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的危害,而且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形成威胁。我国是世界上受分裂主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对我国形成威胁的各种分裂主义中尤以新疆分裂主义为甚。新疆分裂主义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它不仅严重危害着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对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构成威胁。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既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我国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新疆分裂主义产生于边疆地区绝非偶然,地理环境的封闭、文化差异的存在、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和外部势力的介入为其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国家认同的弱化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从新疆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境外社会思潮的渗透蔓延,既为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境内外的分裂势力进行社会动员和开展政治活动提供了指导思想,更严重的是其对我国的既有国家认同形成严重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双泛”)两股思潮的渗透直接刺激了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而极端民族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社会思潮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新疆分裂主义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并以维吾尔民族主义为核心,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支撑,包括以“东突厥斯坦国”为核心的国家观、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共同突厥文化论”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观。新疆分裂主义的这套意识形态对我国的国家认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是新疆分裂主义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在反对新疆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都存在着两个战场、两种类型的斗争,其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既是整个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期以来未得到足够重视的一个领域。民国时期,新疆分裂主义思想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大肆泛滥,而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势头受到有效遏制,其主导的分裂思想也受到有效的清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受极端民族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新疆分裂主义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对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危害日益增大。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也为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蔓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并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鉴于分裂主义是国家认同弱化的必然产物,而其产生之后又会进一步否定和排斥国家认同,为分裂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应当围绕国家认同来进行,不仅要加强对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打击与遏制,更需要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强化国家认同建设。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两根支柱,强化国家认同建设也须从强化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方面着手,二者对于国家认同的稳固缺一不可。在反对新疆分裂的斗争中,我们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不仅应立足于对新疆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打击与遏制,而且更需要强化和巩固我国的国家认同,这是反对新疆分裂主义的治本之策。近代以来,我国的国家认同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在重建和强化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曾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国的国家认同已经得到了很大巩固,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仍有待加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斗争更应在国家认同建设方面有新的探索与建树,主要应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核心,从强化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两个方面夯实国家认同的文化和政治基础。在文化认同建设方面,要在尊重各族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建设,并以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在政治认同建设方面,大力倡导公民社会建设,树立公民意识,推动公民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