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中国翻译理论中形式与内容优先度的相关问题。翻译理论一直是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翻译理论更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自夏商朝出现最早的翻译活动以来，无数优秀的翻译实践家、理论家对翻译实践活动与理论经验进行不断的探索与发展，创造出“文质观”、“善译”论、“信达雅”、“信达切”、直译与意译、形似、神似、化境说、等效论、翻译美学观、辩证翻译观、多元互补论等一系列经典论断，成为华夏璀璨文明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与精髓之一。形式与内容这对范畴不仅是哲学的基本命题，也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和文体学研究的核心。作为两种语言乃至两种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转化，翻译自产生以来就必然会牵涉到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所以，要实现准确完善的译文，必须恰当地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如何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各家译论，众说纷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译界对形式和内容孰重孰轻的问题不是模棱两可就是争吵不断，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翻译理论中的形式与内容观进行梳理与分析，确定形式与内容的优先度，从而在翻译时准确而又妥善地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期经济上有针对性地提高翻译效率，省时省力；学术上尝试在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本文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综合利用归纳与演绎、描述与解释法，通过判断抽样与分层抽样，选取30名著名翻译家的权威理论作为样本，并借助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方法，深入比较、分析翻译理论中涉及到的形式与内容的要素、优先度情况。通过归类与分析，本文将这30个重要理论按形式与内容的优先度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内容优先，佐以部分次要形式，以梁启超和郭沫若的译论为代表；第二类是形式优先，内容通过形式来表达，以江枫的“形似而后神似”为代表；第三类是中立观，如金岳霖的译论；第四类是形式与内容辩证统一观，也是绝大多数译论所主张的。本文首先指出本研究的意义所在，提出了专注于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与归类总结的必要性，以及形式与内容对于翻译研究的影响和理论界一直存在的分歧，明确了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以及基本框架。然后，追根溯源，厘清了形式与内容的定义与内涵，了解了二者的哲学起源。以历时的角度，从佛经翻译时期开始总结，详细收集并整理了中国翻译理论中有关形式与内容的描述或观点。在此基础上，具体比较与分析形式与内容及其成分的优先度关系，重点解决了三个研究问题：一、对于翻译而言，形式与内容谁更优先；二、在何种情况下优先；三、优先的程度如何，各自的成分又是怎样优先。得出的结论即可作为整篇研究的理论基础。此外，通过比较研究，从社会背景、文体类别、译者主体性及读者需求这四个方面对各家译论中形式与内容观的异同进行简要的原因分析，并针对形式的重要性，提出相应的策略——直接对等、间接补偿以及惯例格式来翻译“形式”。最后，以《红色手推车》为个案进行研究，对该诗歌涉及到的形式与内容要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合理地评价了江枫译本，并根据本研究的成果尝试提出自己的改译，以期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检验并运用形式与内容的优先度研究。研究发现，对于两种语言的翻译来说，形式与内容难分伯仲。翻译中的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翻译都离不开内容与形式的考量，忠实于内容即意味着要完整地传达原文的意义、情感、精神及思想等；而形式的忠实也分为两种：一是与源语形似，二是发挥目的语优势，用对应的形式表达相似的效果。而形式中占重要优先地位的则有风格、修辞、特殊韵律节奏、表达方式与结构等。译者应该尽最大努力在最大限度内做到形式与内容的最佳近似，只有当二者矛盾、无法协调时，不得已利用目的语的优势，创造性地采用相应的目的语形式来表现与源语形式相似的效果。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对中国翻译理论中的形式与内容观点进行有效的整理、归类与分析，明确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以及各自成分在翻译中的优先度，对于中国翻译史与翻译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并且有利于发扬中华国学经典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形式”翻译策略的探讨，能够促进形神兼备译文的实现，对翻译实践质量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的特色：本文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野。首先，方法创新，将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综合地利用定量与定性分析，通过大量的图表展示，使结论更加科学、客观与直观；然后，专注本土翻译史与翻译理论，重新梳理经典译论，加强学术界对于本土文化资源与理论成果的关注；其次，对形式与内容及其优先度进行了更加理性、全面的分析与辩证分类，为更加有效、有针对性地翻译出形神兼具的译文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