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狩猎罪系列判决引发争议的背后是该罪司法扩大化的问题。司法扩大化是指适用刑法规制了某些不完全符合条文的行为或者刑事处罚过当,实际扩大刑法条文的适用范围。司法扩大化的判断标准有二:一是事前（立法）标准,根据刑法条文所使用文字及其规范目的确定的规制范围;二是事后（司法）标准,主要表现为司法的社会效果,是否为普通民众所接受。非法狩猎罪司法扩大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狩猎”的外延不当扩张,将一切危害野生动物生长繁殖的行为都认定为狩猎;二是行为对象扩大化,将野生动物的蛋、卵等同野生动物本体,猎捕非三有动物仍有被定罪的风险;三是定罪缺省“明知”,不注重行为人主观罪过,而几乎默认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四是行政违法刑事化,在定性上通过规范性文件扩大禁止范围,在定量上扩大了“情节严重”范围,降低本罪的入罪标准;五是刑罚量的扩大化,主要表现为罚金刑的适用不当和酌情从重处罚的适用宽泛。司法解释减少了本罪原来的构成要件和降低了造成现实损害的定罪要求,导致了本罪的扩大适用。更深层次上,之所以会发生司法解释的异化,是因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出现了价值理念的偏差,主要包括过于推崇生态中心主义、刑法的工具性强烈、法益理解不准确和对犯罪的反应不合理,忽略了刑法所蕴含的人本思想,没有平衡好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的关系,人为地拔高了违法行为的性质。有鉴于此,可以通过以下五条路径限制非法狩猎罪司法扩大化:一是准确界定“狩猎”行为,确定其内涵和限制其外延,并列举不作为狩猎处理的情形。二是规范行为对象的认定,野生动物的蛋、卵不等同于野生动物本体,将行为对象严格限定为三有动物。三是在司法解释中明确“明知”要素及内涵,并在程序上加以重视,加强相关的释法说理,引导民众知法守法。四是在定性定量上限制行为的犯罪化,合理设置处罚层次。五是规范罚金刑的适用,限制适用酌定从重处罚,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