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接受美学一产生,就在文艺理论界激起巨大的反响。其理论基础主要是现象学和阐释学美学。它把读者和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和接受以及阅读过程中的积极干预,并研究对作品产生不同理解的社会的、历史的、个人的原因。作为接受美学的主要创立者,伊塞尔认为,文学文本总有许多空白,等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调动想象力去填充。他还认为,对审美客体的建构只有通过读者一方的认识才能完成,也就是说,文本的完整意义是读者期待的结果,这样读者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接受英伽登提出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充满间隙和不确定因素的“图式化结构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文本的召唤结构”。他认为文本中的不确定因素和空白本身即是文本召唤读者去阅读的结构机制。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阅读期待被充分调动起来去填补那些空白点,完成具体化过程。西方的接受美学,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到中国,在中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并迅速展开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朱立元认为伊塞尔的召唤结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其进行了修正和扩充。根据伊塞尔的理论和朱立元的修正意见,本文主要结合《边城》译本分析,从多层次的语言结构系统来探讨不确定性在文学翻译中的理解过程和审美再现。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首先必须符合“美学”这个“最高标准”。同样,文学翻译是艺术,它的最高层次是创造性的审美再现,它的最高目标是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文学翻译需要处理语言、文化、作者、读者等各方面的问题,它是审美再现的艺术—这不仅是前人的灼见,也是现在译者们的共识。当然,“审美再现”是有限度的,它既要忠实于原作者,又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审美再现”的范围很广,本文主要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边城》两个英译本中意义不确定性在翻译再创造的体现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首先,笔者介绍了接受美学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在中国的导入和传播。接受美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文本的召唤结构。因为作品文本是一个多层次未完成结构,文学作品所用语言是一种描叙性语言,其内涵含蓄模糊,其中藏有许多未定点或意义空白。而这种空白与未定点构成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审美特征,是联络作者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的桥梁。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要以个人的想象力、经验、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对艺术作品的不确定意义给以特定的含义,并填补意义的空白。而重建原文的具体化过程中,就需要读者运用格式塔心理来完形、填补、实现本文的潜能。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以文本为中心,以译者为媒介,以读者为接受终端的单项过程。接受美学认为翻译是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间的对话,是译者的视界和文本召唤结构相互融合的结果。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本是个开放性的结构,因此不确定性也就贯穿了翻译的理解过程和再现过程。译者应注重意义不确定性在多层次语言结构系统的审美再现,这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内容。文学作品意义往往含有空白,多义,模糊,不确定等特点。翻译时,译者要重建原文的语境及召唤空间,尽量译出原文意义的召唤结构。同时,在重现原文语言、意义召唤结构的再创造中,译者要时时考虑读者的需求。这样在选词造句中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审美再现的目的就是让读者能够解读原文,从而产生共鸣,得到相应的美感享受。可以说文学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读者参与文学作品意义价值的创造,给原作带来了生命和市场。《边城》之所以作为名篇而广泛流传,它的魅力在于它无尽的召唤性。本论文从语音、语调、语形层,语义层,意象层和心理层来探讨《边城》两译本中不确定意义的审美再现,并对译本中的得失进行了简要分析。文章基于“审美再现”为核心,“读者接受”为导向,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以忠实性为原则,将这几个方面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融为一体,为中国文学英译提供了探索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