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立法确立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开展,其法理基础正成为共识,功能作用不断凸显,调查内容殊途同归,调查方法迭代完善。厘清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资格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体系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上,社会调查报告在国内落地来源于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对其法理基础的认识不够充分,其证据属性的争论仍然存在。在实践价值上,通过厘清社会调查制度的证据属性从而重构其应有的证据规则,有利于推动社会调查报告专业化和规范化进程,擦亮制度应有的底色。文章首先从社会调查报告的法理基础切入,即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一方面,独立于成人司法的目的与理念决定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存在语境,即服务于罪错少年之回归,串联起处遇个别化之系统性工程。特别是在当下少年司法体系独立化改革中,成为分级裁量的重要依据。独立体系中司法证明的实质化倾向为社会调查报告成为证据提供可能,少年案件的裁判结果更难通过一个传统的具有高度形式化特征的诉讼程序对外展现。其事实认定和评价活动的正当化是当下完善司法实践、回应公众质疑,从而实现少年司法体系独立化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报告以证据的地位引导裁判者对事实作出正确的评价,将会使实质化的司法证明结果获得正当性。风险、需求和响应原则作为社会调查报告的实践基础,明确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少年司法制度中的社会调查具有两个功能。其一是评估涉罪未成年人的再犯风险等级,作为案件处理过程中相关决定和裁判的参考依据;其二是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犯因性需求,根据识别的需求适用并在过程中不断调整矫治、教育的方式。这样进行社会调查的导向不是既往事实,而是涉罪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的风险。在调查工具上,评估工具经过了非结构化临床式（经验）评估、精算评估、结构化专业评估和智能化大数据评估的迭代升级。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支持下,社会调查的评估工具已经发展同时具有静态和动态调查因素,并且可以根据数据样本反馈即时调整最佳矫治方案,服务于未成年人风险管理多元目的。在证据三性的视角下,从相关性角度,报告是基于风险需求评估,用以证明涉罪未成年人再犯风险的预防刑事实。社会调查报告的相关关系是否经得住检验,并不在于直接或间接,狭义或广义,而在于其展现了调查因素与再犯风险的相互作用过程。该过程形成并揭露了事物之间的深层次规律,那么即使相关关系不能被目前的常识性经验所认知,也当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承认其专业性经验的地位。从客观性角度,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标准重点从“客观真实”转变为二阶事实（报告意见）生成依据的可靠性。社会调查报告本身包含了评价理由、评价方法到评价意见的完整的证据链条。它是事实、方法和结论的综合。完成社会调查报告的过程就承担了双重任务,即基础事实的探明和事实向意见的转化。参考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通过专业有权主体制作,依据科学循证评估技术得出并经多方共识通过的报告意见满足正当化要求,具备证据客观性。从合法性角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独立的证据种类,具有表现形式的综合性、意见证据属性和准科学证据属性,依据一定的性质和要件,建议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形式和实质审查。证据资格的明确将推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专业化和规范化进程,并成为实现司法公正与未成年人保护、兼顾司法证明确定性与灵活性的新的正当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