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传统的译论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应不着痕迹地再现原文的意义、神韵和风格，做到对原文的完全忠实和对等。这种以原文丈本为中心的理论其实是理想化的看法。译者是按照社会需要传递信息的主体，在以信息传递的相对客观性、真实性、可靠性和合理性为前提的基础上，既体现他的情感个性与风格，又有发挥自己合理创造力的空间。文学翻译尤其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本文以现代哲学诠释学等相关理论为基础来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及其相关问题。 第一章在简要介绍了一些传统翻译观之后，对文学翻译的过程重新进行了审视。认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发挥其主观能动的作用，因而他所翻译的并非是原文文本，而是在他头脑中形成的另一个文本——由原文文本衍生而来的虚拟文本。本文称之为“衍生文本”。衍生文本不同于原文文本，所以译者所进行的翻译活动并非以原文文本为直接客体。衍生文本的必然存在是导致译者创造性的根源。 第二章主要研究文学翻译的客体及共同主体：文本。分析了文学文本不同于其它类型文本的四个基本特点：表达功能、召唤性、形式的重要性和它的文化因素。这些特点决定了文学文本在翻译过程中不仅作为客体存在，同时也具有主体性，所以是在翻译活动中与译者并列的共同主体。而文本的意义作为意指与意谓的结合，只能在理解过程中才能显现，并受时代、社会、思潮等的制约和影响——这决定了原文文本的定向性和开放性，也是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合理创造的客观因素。 第三章对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及其创造性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分析译者进行翻译活动的工作心理入手。本文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主体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而译者的工作心理始终处于一个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完善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进程中。译者的种种选择一方面体现的是遵循原作的精神，但其结果却是译者个体创造性、审美观以及价值观的体现。完善自我和表现自我贯穿翻译的始终，而最终的自我实现实质上就是译者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实现。借鉴迦达默尔对“前理解”概念的解析，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所谓的先有、先见和先设以及译者的期待视野是译者在进行理解前的社会文化语境所造成的不同译者的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个体，也是构成译者创造性的前提。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个体的不同在理解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各种选择和偏向的不同。译者必然存在着的前理解和期待视野是译者创造性产生的土壤。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理解活动的特点表现在：由译者视野的历史性而产生西南石油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的其理解的历史性，由文学符号的复义性而导致的理解的多元性，以及由不同译者图式化观相层的不同而造成的理解的开放性。证明了多个具有创造性特征的衍生文本同时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辅以大量实例，详细研究了文学翻译中最常见的思维模式: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以及灵感。并重点研究了形象思维中的想象活动一一进行创造的最为重要的方式。将想象分为联系性想象、幻觉性想象和虚构性想象.翻译中译者的各种思维方式的运用是互相渗透的、同时进行的，而且贯穿理解和表达的始终，并直接产生了其创造行为。最后，本文从词汇、句法、文本以及修辞层面上对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性进行了具体化的研究。针对词汇层面上的语言词汇空白点、文化词汇空白点和作者独创的新词的翻译这三大翻译难题，提出了仿译、移植和音译的创造性翻译策略。在句法层面上，创造性英汉翻译的一大特点是将英语词语或短语译为汉语的四字短语。而文本层面上的创造性翻译行为则主要表现在句子的顺序排列上一一这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修辞层面的翻译则是翻译创造性的最佳表现场所，为译者发挥其创造性提供了最大的空间。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所以第四章探讨的是文学翻译创造性的限度问题，即限制译者创造性的因素，并讨论了检验创造行为合理性的方法。提出:应以最优化原则为翻译的总原则，同时以原文文本的意义和风格为参照系，限制译者主体的创造性。检验创造性是否合理即分别对这三方面进行检验。一是看标准读者的最佳目标与译者的最佳目标是否一致，以此检验译者是否在创造过程中运用了最优化原则;二是语义分析法，以此检验在创造时译者受控于原文文本的意义的程度;三是看翻译时译者是否以意象作为翻译的单位，以此检验译者在翻译风格时的创造行为是否合理。 本文最后在总结全文内容和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进行文学翻译创造性课题研究的意义。除了可以提高译者的责任感和创造性之外，本文还提出:文学翻译的标准不应再是忠实、等值等原文文本中心论的标准，而应以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可接受性作为文学翻译的三个总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批判了意义的不可探知论、不确定论和语言的不可复制性的神秘主义的不可译论的观点，对当今的译论建设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正确看待翻译的主体和客体，正视译者的创造性，积极地、合理地、充分地发挥其创造性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