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3年的二十五年间,我国真实GDP增长了8.3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36%。在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的同时,寻找这增长背后的动力之源也正激发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好奇心。在经典的增长理论中,投资(尤其是物质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实现高速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仅仅依靠大量投资,就足以保证经济增长吗?——显然,“投资的数量”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才是关键。 关于宏观投资效率,有两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例子很值得思考:一个是日本和东南亚新兴工业体(NIEs),另一个就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我们的增长模式与这两组国家都有相似之处,走的也都是“高投资—高增长”之路。但这条路能否走得通?能走多远?Krugman(1994)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对所谓的“东亚模式”提出了严重质疑,并将其与前苏联的情况进行了对比,结论是:没有所谓的“东亚奇迹”,仅靠大量的物质资本投资(massive investment in physical capital)的增长模式是不可维持的,前苏联就是一个前车之鉴。——这些结论不可不说是振聋发聩——那么我们呢?我们该走怎样的路? 因此,本文采取“以问题为导向、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证为核心”的研究策略,将选题定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分析和评价上。本文的主要工作,在理论方面是以经典的增长模型为基础,提出了“宏观投资效率”的严格定义和度量标准;在实证方面,我们通过对世界上82个国家、以及我国28个省份的大型数据库的计量分析,得到了一个有力的结论——我国在宏观投资效率方面的表现与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相当,并显著优于前苏联。因此Krugman(1994)等学者直接由前苏联的解体来预言东南亚和中国经济的“崩溃”,是过于简单、过于悲观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和市场化建设对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都发挥了显著而重要的作用,因此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通过深化改革、尤其是投资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是可持续的,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 本文篇章结构安排如下: 在第一章的导论中,我们对目前国内外研究“宏观投资效率”问题的主要文献做了全面综述,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宏观投资效率是一个重要而缺乏良好定义的概念,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