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一直是文坛历久不衰的研究热点,而与之相关的“文学”与“兽性”的问题却论之甚少。事实上,深刻地研讨“文学”与“兽性”的关系,更有助于解释“文学”与“人性”的复杂性,而对“文学”与“兽性”倍加关注的,是被称为现代文学源头的经典刊物《新青年》。本论文将从“兽性”的概念、《新青年》与“兽性”主题的文本以及《新青年》兽性主题的成因与意义等几个方面,对《新青年》这一话题,作出具体的论述。鲁迅曾言,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有两种称呼:一种是“禽兽”,一种是“圣上”。中国人在思想、文学上向来最重“人兽之辩”。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承是:“人”对“人”是“仁”。在中国毫无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肆言“人对人是狼”这一西方理念。二千五百年的儒家正统,竟没有为人的心灵留下一片自然人性的栖息之地。近代以来,西方文学的“狼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学所揭示的人性偏颇有了更多的启迪。“狼文化”昭示了这样的一种理念:人之为人,即有人性;人之源兽,即有兽性。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一端点,开始涌现出一种“不中规”、“不中矩”、不“正统”的文学现象,即“兽性”主题的文本景观。“兽性”是什么?笔者从“文明”的视野里对此做了自己的界定,“兽性”是指与中国“传统文明”相冲突、相抵触,不被“文明”认可而又确实存在的那些人的规定性或能量。“兽性”不仅是指人本能中那些率性而发的“野蛮性、残酷性”,也内含着它的“亲和性”和“生命力”。“兽性”往往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来,同时还对“规范的人性”及现代文明具有促进和摧毁的作用。《新青年》“兽性”理论的最初描述是陈独秀。从日本近代思想先驱福泽谕吉那里,陈独秀接过“兽性主义”的教育理念,向“新青年”极倡“兽性”的崭新人格。他从“意志顽狠”、“体魄强健”、“信赖本能”、“顺性率真”四个方面,表达了他对中国“新青年”的人格期待。陈独秀这种思想,为登场《新青年》的文人提供了文学创新的平台;鲁迅是推崇兽性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以及文学译介,成了他揭示这一主题的主要场地。他认为,人与兽在本性上是相通的:“吃人”。这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的总结,是他对人性之哲学层面的反思和评判。他在肯定中国固有文化的“平和之性”同时,又崇尚着“兽性”,反对着“奴性”。他极力推崇“魔罗诗人”,就是希望中国的文学中多些“兽性”。然而,尽管他在《新青年》中写了大量的论文呼吁,但这些来自西方的文学“营养”并没有彻底滋润鲁迅的“文化之根”。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平和之性”,依然是他最为青睐的“文化情结”;而周作人对人之“兽性”的阐述,其实是他对近世西方基督教的“灵肉”二元论的直接移植。他认为,人的“灵肉”是一物的两面,不是对抗的关系。神性和兽性合起来就是人性,这应该成为“人的文学”所反映的全部内容。周作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不仅构建了他的“人学”理论,而且成为他在《新青年》文学译介中的主要标准。周氏兄弟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实践是《新青年》兽性主题展示的最大兴奋点。另外,胡适、刘半农等人的文学译介以及“读者论坛”栏目中有关的话题,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同样的“兽性”理念。《新青年》与兽性主题的成因,一方面,是存在于当时众多仁人志士思想中的“尚武”情结。五四文人,在为文化创新、国民性革新奔走时,不能不对起码能“立竿见影”的武化效果“暗送几次秋波”。《新青年》从陈独秀的“兽性”理论,到毛泽东的“体育之教育”,再到刘叔雅的“军国主义”等,无不暗示文人似乎成了“洒一滴墨水”,就可以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的文化英雄。另一方面,是西方自然主义、现代派的熏染。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明确地提出“惟自然主义,才适今日中国文学之状况。”周作人对“日本新村精神”的大力倡导与他的自然人性论,无疑是从“自然主义”的文艺思潮里汲取了更多的滋养。《新青年》上众多关于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论述及文学操练,都是“兽性”主题的支撑点,自然主义、现代派是孕育《新青年》兽性主题的温床。《新青年》兽性主题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文学创作的主题更加多元化。现当代诸多作家的作品承续了《新青年》“兽性”主题的血脉,并形成一种文学思潮在当代发扬光大;其次,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尽管东、西方的古典美学中,都有偏重审美的共性。然而,文学进入揭开“人之假面”的时代,中国传统中“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的审美判断,便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新青年》兽性主题的美学意义还在于,它不仅突破了中国审美一元论的框式,而且也拓宽了文人的创作与审美的视野,从而使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开始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