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民主法制化建设的加快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逐渐提高,加之2008年8月1日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行政垄断行为逐渐的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是,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比较笼统、模糊,使得《反垄断法》的实施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性,导致行政垄断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行政垄断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救济,造成行政垄断行为愈演愈烈,最终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亟需完善,这对我国现阶段的反行政垄断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行政垄断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虽然《反垄断法》第51条的规定隐约是行政垄断的定义,但是该条并没有出现“行政垄断”这四个字,这就造成行政垄断界定困难,致使大部分行政垄断行为游离于《反垄断法》的规定之外。行政垄断亟需一个确切的定义。同时,还要合理界定国家垄断行为和违法行政垄断行为,明确行政垄断的特征、成因和危害。国内学界对《反垄断法》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制褒贬不一,但是总的来说其既有制度上的突破,也有不足。其制度上的突破表现在总则原则性的规定了行政垄断、分则列举了行政垄断的具体表现形式、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及规定了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其不足之处在于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规定不完善、法律责任的不全面以及司法救济途径不完善等。针对《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修改《反垄断法》第八条的规定将“滥用行政权力”改为“实施违法行政行为”,从任职条件、层级等方面完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反垄断法》中增设刑事、民事责任,建立行政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